近年来，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到了殡葬行业中，人们对殡葬业的认知与态度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但对殡葬业的误解、漠视、忌讳等，依然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人觉得，殡葬业充满了暴利，常常可以见到类似的舆论指责；也有人觉得，殡葬从业者的艰辛远超常人，是一项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
近日，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新书《好好告别》（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中文版面世。在这本书中，凯特琳直率而幽默地讲述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6年的经历与思考。从第一次尴尬地为死者剃须、小心翼翼地和同事一起上门敛尸、日渐熟练地操作起庞大的火化炉、将人体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殓、给尸体防腐，到想尽办法完成遗属心愿、给水肿的老人穿上精心准备的华服……她讲述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与细节、对殡葬行业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死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
在火葬场工作多年的经历使凯特琳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种以死亡为禁忌的现代文化中，我们的社会结构性地否认死亡，回避死亡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民族选择的态度。她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生的态度，只有客观、乐观地看待死亡，才能在有生之年活得更积极、更有意义。
因此，她想分享一种更科学的生死观，让殡葬事业不再那么神秘、令人惧怕；她想开一间家庭殡仪馆，由家人亲自给遗体清洁、穿衣，担负起照料逝者的任务，在友好真实的环境中悼念自己所爱之人，就像人类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她希望改革殡葬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自然殡葬、露天殡葬、绿色土葬。
凯特琳在《好好告别》中写道：尸体不需要你的惦记，事实上它什么都不需要，能躺在土里默默烂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尸体的是你。只有看到尸体，你才知道这个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游戏；只有看到尸体，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见才能有所悟，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以下是对《好好告别》一书中部分章节内容的整合，主要谈及了凯特琳对现代尸体防腐技术的质疑与思考。
《好好告别》，作者：（美）凯特琳·道蒂，译者：崔倩倩，版本：大鱼读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6月。
作者丨凯特琳·道蒂
整合丨杨司奇
必须埋葬尸体，并非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文化的产物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
不到几年的时间，每5个瓦里人中就有3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习俗。
瓦里人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焚烧架便制作完成。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放在架子上焚烧。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做佐餐之用。
瓦里人不觉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们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生灵。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处理后的人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变态——这些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强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烂尸体，只是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悠久的传统，我们会认真地举行这个仪式。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巴西女画家Tarsila do Amaral的画作《食人》（Abaporu）
一定要对尸体进行防腐吗？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 2500 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
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来保存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
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书中人物，逝者）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
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质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1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万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4天后，宾夕法尼亚第137 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4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
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电影《天上再见》剧照。电影涉及到一战后有人利用尸体大发国难财的历史。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150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做防腐处理？19 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了一种产品。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3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的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书中人物，作者的同事）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日本电影《入殓师》剧照
传统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
格兰代尔在洛杉矶北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拥有全美最多的亚美尼亚人口、31种美国口味冰激凌的故乡、世界上最知名墓园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个公墓，而且还是一座纪念公园，宽广起伏的丘陵上没有一块竖碑，不少好莱坞明星都长眠于此。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于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顿的商人担任新一任总经理。此人对单调乏味的欧式葬礼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个新颖、乐观的美式纪念公园，彻底向老派墓园宣战。伊顿用刻着有关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为穿行在墓碑中间实属扫兴。他把森林草坪变成艺术的乐园，竖立起无数座大理石雕像，并称其为不说话的墓地推销员。
伊顿是第一个倡导乐观主义的墓园老板，以消除一切悲伤为己任。森林草坪引发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风潮，备受全美殡葬业欢迎。死亡成了与生者的告别，尸体被称为逝去的挚爱遗体或某某先生，而这位挚爱经过防腐和化妆等悉心的照料后，就要独自一人沉眠在华丽的哀悼室里，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称森林草坪公墓为迪士尼死亡乐园，还称伊顿每天早上都领着员工祷告，提醒他们推销的是不朽。当然，并不是谁都能买到不朽。我们从文章里得知，他们遗憾地拒绝了黑人和中国人的购买意愿。
激进的死亡唯美主义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美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大肆嘲讽。沃在《亲者》书中写道，伊顿麾下的防腐师团队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尸体泡入防腐剂里腌，浓妆艳抹似妖娼，肤色暗红不会烂，能存大约100年。
由于森林草坪公墓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成为殡葬业的辉煌时代。美国内战后的90年里，殡葬人设法改变了公众对这份职业的看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靠给人做棺材增加额外收入，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化学技术一流的高级人才，打着改善公共卫生的旗号给尸体防腐，把光鲜亮丽的防腐成果展示给潜在客户。战后经济繁荣，人们出手阔绰，有实力和别人攀比葬礼的奢华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咋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属认为，一个由凯迪拉克式窄型棺材、华丽的花艺和防腐后的尸体打造的精致葬礼让他们看起来特有面子，那还要火化做什么呢？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寿衣，头上顶着蓬松的发型，以艺术品之姿入土为安。这种庸俗的品位无疑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审美，就像宗教学教授、美国殡葬业学者斯蒂芬·普罗特劳说的，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
这股花里胡哨的风潮没有持续太久。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殡仪馆虚高的价格坑惨了。在公众看来，殡仪馆不再是庄严与正派的代表，殡葬人变成了一群无耻之徒，靠丧事大发横财，占透了死者家属的便宜。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反对殡葬业现状的运动，领军人物当属一位名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1963年，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名叫《美国式死亡》的书，对殡葬承办人大加抨击。作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米特福德相信殡葬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跟美国公众玩了一个巨大、残忍、昂贵的恶作剧。《美国式死亡》一跃成为畅销书，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周。此书反响极其热烈，米特福德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殡葬业的受害者。她发现基督教神职人员成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奢靡豪华的葬礼属于异教徒行为。
为了抗议森林草坪公墓和其同类推行的价值观，米特福德宣布自己死后不会举办传统的豪华葬礼，而是选择经济实惠的火葬。1963年可谓火葬之年。这一年，《美国式死亡》一书出版，教皇保罗六世推翻了天主教徒不得使用火葬的禁令，两者联手将美国推向了火葬的潮流。《美国式死亡》刚推出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择把防腐后的尸体土葬。但在此书出版的数年内，火化率逐年增高。社会学家认为，未来10年内，全美大约一半人口会选择火葬。
米特福德于1996年去世，她的丈夫帮她实现了遗愿，将她的遗体直接火化——没有乱七八糟的装饰，没有仪式，没有家人到场，只花了475美元。她的骨灰装在一次性塑料骨灰盒里。正像米特福德说的，直接火化确实是一个明智、实惠的选择。殡葬业的老家伙们把直接火化叫烧烤乐或者快速处理。他们痛恨米特福德做的一切，她的死终于给了他们取笑她的机会。
我和米特福德一样，不认同以前过分讲究排场的传统葬礼，也不觉得永久性防腐有什么必要，虽然布鲁斯公开表明自己是防腐艺术的铁杆拥护者。米特福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果敢，她揭开了防腐技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秘密，告诉世人一般每一具尸体都要在短时间内喷洗、切片、穿孔、浸泡、固定、理发、剃须、上蜡、化妆、点缀、穿衣——从一具普通的尸体变为‘美丽的记忆’。
但是，随着我在西风（美国的一家火葬场，作者工作6年的地方）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不赞同米特福德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好像背叛了她，毕竟在倡导可替代性葬礼方面，她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是为消费者谋权益的改革者。只是，如果尸体防腐和豪华葬礼糟糕透顶，那她所谓的廉价、简单的葬礼就一定好吗？
我发现基于快速处理的殡葬文化有些令人不安。虽然西风还提供防腐和土葬服务，但是大部分业务来自快速处理，即费用不超过1000美元的火化。火葬预约和在线服务联手米特福德，坚决要把殡葬人赶出殡葬业。
我有一本1998年再版的《美国式死亡》，封面上的米特福德坐在一座地上陵墓的过道里。她穿着一身舒适的套装，手拿一个配套的拎包，一脸不荀言笑，活像真人秀《超级保姆》里那个严肃女人的中年版。
American Way of Death
米特福德的英伦气质在其笔下凸显得淋漓尽致。她以自己故乡的传统为荣，所谓传统指的就是尽可能减少与尸体的接触。在美国和加拿大，瞻仰防腐后的尸体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但是英国人（至少米特福德和她的上流社会友人）根本不允许尸体出现。很难说两种做法哪个更糟。
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里·戈尔把英国当代殡葬习俗和色情文化做了比较。维多利亚时代将性和性欲视作文化禁忌，当代世界把死亡和临终当作忌讳的话题：我们的曾曾祖父还是孩子时，家长告诉他们婴儿都是从醋栗丛或者垃圾堆里捡来的，而我们则很有可能跟孩子说，那些死去的人有的变成了花，有的躺在美丽的花园中休息。
戈尔指出，由疾病和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在20世纪逐渐被暴力死亡取代——战争、集中营、车祸、核武器。如果说美式乐观主义掀起了用化妆品和化学试剂美化尸体的风潮，那么英式悲观主义则彻底把尸体和丧葬仪式从文明社会中抹去。
《美国式死亡》的前言里，有两处内容令我颇为震惊。首先，米特福德声明此书不会涉及古怪的印第安丧葬习俗，尽管有些部落仍然沿用至今。顺便说一句，这些习俗离古怪还差得远呢。美洲原住民的葬礼方式极为丰富，例如达科他州的苏族人搭起一座6到8英尺高的木质平台把尸体放在上面让其自然腐烂，并举行繁复的仪式悼念死者。其次，米特福德否认殡葬业之所以畸形发展，美国公众也负有一定责任。她自信地写道：根据现有的证据，我没法怪罪大众。
与米特福德不同，我认为公众的确有错。对此，我确信不疑。
凯特琳·道蒂
《美国式死亡》向读者保证，没有比痛恨死亡再正常不过的了：你当然希望越早完事越好，没人愿意在殡仪馆逗留；你当然不会四处打听哪个殡葬人口碑最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变态；你当然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营。米特福德用抚慰性的口吻，告诉我们否定死亡不仅合理，而且本应如此。
米特福德对殡葬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一群商人。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殡仪馆是民营企业，是要赚钱的。说起销售指标和额外任务，殡葬企业的员工不愁没苦水可倒。
毫无疑问，美国殡葬业需要改变，但米特福德给出的意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她点亮了希望的火柴，却向身后一扔，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一大批信徒追随着她的脚步，愤怒地要求殡葬业提供廉价的葬礼服务。
在《美国式死亡》一书中，杰西卡·米特福德力图改善的并不是我们和死亡的关系，而是我们和价格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殡葬业愚弄了大众，靠的不是高价，而是死亡。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让我们失去了面对自身死亡的机会，虽然米特福德出于好意，但是直接火化只能让情况更糟。
美剧《六尺之下》第五季剧照
我们多么惧怕自己的腐烂
人们误以为土葬就是直接把尸体埋进土里，直接为僵尸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迈克尔·杰克逊那首《战栗》的音乐录影带上，土里伸出一只腐烂的手，接着整个死尸从坟中一跃而出。这种土葬方式确实有过，但发达世界已经不流行这么做了。
如今，尸体首先经过防腐处理，入棺材中封好，然后置于混凝土或金属材质的地下墓穴，尸体被不同的人造物层层包裹起来，完全与地面上的世界隔离开来。最后再在坟上立一块石碑，好似点缀在圣代冰激凌上的樱桃，拒绝承认死亡的存在。
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使用墓穴和棺材，墓园自己定的规矩而已。墓穴的作用在于把尸体和土壤隔开，美化地面景观时可以更统一、更节约成本。作为一项增值服务，墓穴还能靠个性化设计提高价格。人造大理石？青铜？家属朋友们，请随意挑选。
作家兼环保主义者爱德华阿比去世后，他的朋友们不忍将其安葬在传统墓园，于是把他的尸体偷出来装入睡袋后塞进卡车后备厢，一路驶向亚利桑那州的卡贝萨·普里埃塔沙漠。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开了许久，一直到公路尽头才停车，就地给阿比的尸体挖了个坑。他们在路旁的石头上刻下阿比的名字，还往坟上浇威士忌。这种悼念方式非常契合阿比的理念，他一生都在警告人们，远离自然必将带来危害。他说过：如果我的尸体能够滋养杜松树的树根，能够强壮秃鹫的羽翼，这足以成为我的不朽，其他任何人也应如此。
凭借自然的力量，人类的尸体在土地里腐烂、分解、断裂，最后融入大地母亲的深处，回归尘土。我们却用防腐技术和厚重的棺材中断了这个过程，绝望地想要阻止这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多么惧怕自己腐烂。殡葬业打着让尸体看起来自然的名义，大肆推销棺材和防腐技术。这种死亡习俗，其自然程度不亚于训练棕熊或大象等大型动物穿着小外套跳舞，以及在环境恶劣的美国沙漠建起仿造的埃菲尔铁塔与威尼斯运河。
对人体腐败的厌恶并非贯穿于西方文化。事实上，我们和腐烂一度有过甚是亲密的关系。在基督教早期阶段，基督教还是一个艰难求生的小型犹太教派。信奉新救世主的人们面临严酷的迫害，有时还会因自己的信仰而送命。这些殉道者的下场着实可怕，砍头、石刑、剥皮、绞刑、十字架刑，有的被丢进滚烫的油锅，有的被送去喂了狮子等等。他们得到的报答就是直接升入天堂，没有炼狱，没有审判日，直达上帝的国度。
到了中世纪，这些殉道者兼圣徒成了明星。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殉道者的尸体立刻成为热门景点。如果你的教堂有一具知名圣徒的遗体——哪怕只有一颗心脏、一块骨头或一小瓶鲜血——崇拜者都会蜂拥而至。人们相信圣徒的灵魂徘徊在遗体周围，赐予前来致敬的信徒以奇迹和圣洁。
随着基督教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教徒要求把自己埋在教堂里面或四周，只为一沾圣徒的仙气。这种土葬方式在帝国内迅速蔓延，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到现在的英国和法国，整个城镇都是围绕这些教堂和尸体建立的。
教堂忙着供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当然是为了挣钱。富得流油的权贵之人大都选择离圣徒最近的位置。但凡有个能装下人的大坑，里面就肯定有一具尸体。毫不夸张地说，教堂里到处都埋着死人。半圆形后殿的附近和入口处的门厅是最佳位置。除此以外，其他位置均免费提供：楼梯地板下面、屋顶上或屋槍下，甚至砌进墙里。你去祷告的时候，教堂墙里的尸体说不定比教区居民的数量还多。
由于没有制冷设备，教堂在炎热的夏季里肯定臭气熏天地超乎想象。意大利医学家伯纳迪诺·拉马齐尼曾抱怨道：教堂里埋了太多的人，尸体经常暴露在外，这可恶的味道定是来自他们。不管教堂点燃了多少熏香、没药和其他香料以驱散恶臭，这股瘴气显然对活人极其有害。
如果你没钱没势，不能在教堂里得到一块安息之地，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后院。有的尸坑约30英尺深，埋了1500具尸体。这个习俗完全颠覆了中世纪前期罗马人和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认为死尸是不洁净的，应埋在远离城镇的郊区。教堂后院在中世纪时期演变为墓地，墓地因此不再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是成为城镇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交和经商的核心地带。
商贩向来往的人们兜售啤酒和葡萄酒，建起公共火炉制作新鲜面包。年轻的情侣们在暮色中漫步，还有人向聚集的人群演讲。1231年，鲁昂委员会禁止公众在墓地和教堂跳舞，违反者一律逐出教会。看来人们没少找乐子，不然怎么能出台如此严格的禁令呢？就这样，生者和亡者和谐地生活在墓地里。
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在其精彩绝伦的著作《死亡面前的人类》中，全面研究了1000年来西方的死亡文化。他声称：从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亡者不再带来任何恐惧。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就算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惧怕死亡，他们也能想办法克服，因为与圣徒相伴所得到的荣耀相比，死人不体面的模样和味道已经不重要了。
人体腐败不过是死亡的又一个真相，通过必要的视觉（和嗅觉）感官提醒我们，肉体很脆弱，在宇宙中转瞬即逝。保持这样的警觉是有益的，而且亲眼所见人体腐败的模样，也会带来非凡的启发。自古以来，佛教僧人就通过观想腐尸，以达到远离肉欲、永久抑制自己欲望的目的。冥想的内容主要是尸体在不同腐烂阶段的不同相貌：膨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烧相。
除了内在的冥想，僧人也会前往乱坟岗观想真正的腐尸。没有比长期直面腐尸更能消除对死尸的恐惧了。如果腐尸彻底从文化中消失（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我们又需要这些腐尸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是的，我们需要），那么完全摆脱了腐尸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须假设：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一个否定死亡的文化。
否定死亡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痴迷于永葆青春，着了魔似的购买护肤品，把化学成分往脸上涂，还尝试排毒养生法，因为商家不停告诉我们自然衰老是多么可怕。用来制造抗衰老产品的投入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殊不知每年约有31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我们的科技和建筑也在加深这一否定，不断制造假象：比起马路上撞死的动物，我们和线条流畅的苹果电脑更有共同点。
要想打破这一循环，避免使用防腐技术、棺材、厚实的墓穴，就要选择绿色或自然土葬。现在只有几家墓园提供这种服务，但随着社会需求的日渐增长，这种方式愈发流行。除去偷尸体和沙漠大逃亡这两个环节，爱德华·阿比的遗体就是典型的自然土葬。遗体用可降解的裹尸布包好理入土中，坟前摆上一块石头做标记。遗体快速腐烂把原子重新释放回宇宙，创造新的生命自然土葬不仅是目前最环保的做法，而且能减轻人们对腐败的恐惧，降低失控的风险，可谓一举两得。选择自然殡葬意味着向他人宣布：我知道，自己由无数的有机物组合而成，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要庆祝一番。腐烂万岁！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整合自《好好告别》一书中不同章节，较原文内容有所改动。
作者：凯特琳·道蒂；整合：杨司奇
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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