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的特征(文学风格的特征)

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

建安文学因其杰出成就，形成了震铄千古的 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起点，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呈现了独特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 风骨突出体现

风骨是一种特定的风格，它的基本特征是：慷慨悲壮、雄健沉郁，刚健遒劲、挺拔有力，清峻爽朗、激昂多气，总之要能感人、动人、激人、励人。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要 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就是要用经典著作作指导，作灵魂。在精神气质上，要 意气峻爽、结言端直，就是要刚健有力，有风有气，气势凌厉，严肃庄重，不能 索莫乏气、轻浮淫靡。在情感格调上，要 怊怅述情、 沉吟铺辞，就是表达情意要深沉、要真实。在语言文辞和声韵声调上，要 述情必显、析辞必精，就是要明朗鲜明、通畅易懂，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不能隐晦曲折，玄虚深奥，艰涩难读。在结构文风上，要简约粗犷、朴质无华，不能瘠义肥辞，丰藻克赡，繁杂失统，过于华丽和纤巧。

刘勰在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此文中慷慨任气、磊落使才、 不求纤密、 唯取昭晰指出了建安文学的 风骨特征。自刘勰后，钟嵘有 建安风力之说，陈子昂有 汉魏风骨之语，李白有 建安骨之言，严羽有 建安风骨之评论。

概括讲，建安作家作品的 风骨有五点：一是在思想内容上，它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是反映社会的动乱现实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或抒发作者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抱负和愿望。题材是现实的，真实具体。二是在精神风貌上，清峻通脱，直抒胸臆，感情真挚，骏爽充沛，慷慨任气，梗概多气，悲壮悲凉，气势有力，或昂扬壮健，积极进取，犹如猛虎下山，鹰击长空。三是在结构谋篇上，简约精炼，而条理分明；剪裁得体，而重点突出。四是在语言文辞上，粗犷质朴，深厚严正，而又显明直率，通俗易懂。五是声调声韵上，和谐流畅，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建安文学的 风骨特征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是建安文学的灵魂。建安时期，天下纷乱，人们在遭受死亡乱离的悲痛，这时，那种经解注疏、歌功颂德、图物写形之类的文学，再也不能表达出这时人们心底的呼声，具有时代精神的建安文学应运而生。这时的文学作品都毫不例外地生发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人们在遭受战争的荼毒，这是建安时期重要的社会现实，因而成了建安诸子共同注目的问题。他们把反映这一社会现实不约而同地作为自己的创作任务，写出了 悲离之作，张扬哀怨，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曹操在 《薤露行》中，揭露了皇帝的昏庸，由于朝廷 所任诚不良，才出现了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的悲惨现实，致使百姓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在《蒿里行》中描绘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 《军谯令》中写道：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人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然伤怀。

曹植在 《送应氏》中描绘了战乱后洛阳的残破景象：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居，气结不能言。

在 《归思赋》中写道：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坏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在 《说疫气》中描写了由于战乱而疠气流行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的惨景。

王粲在 《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中描绘了他从长安去荆州避难途中所见悲惨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蔡琰在 《悲愤诗》中描写的那种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更令人目不忍睹。

由于作者被伤心的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因而字字句句饱含着作者的悲凉慷慨之情，忧生之嗟，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

建安文学不仅活现了那一时代的背景，而且表现出了那一时代的呼声。时代精神的特征，能左右艺术家，这个被表现在他的制作上面，那制作才有雄大之趣。 （爱墨孙《艺术论》）建安作家面对战乱造成的惨景，悲伤不已，但同时也激发出他们一种 雄大之趣，那就是敢于向动乱的社会和悲惨的人生抗争，敢于向天抗争，敢于向神仙抗争，奏出一曲曲富有时代特征的凯歌，这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的重要体现。曹操的 《度关山》和 《对酒》诗，描写了诗人想往的封建治世，但它产生的基础却是君主昏庸、战乱频仍、饿殍遍野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作者写出了 天地间，人为贵这富有哲理的诗句，看重人的力量，表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为了消除战乱、实现封建治世，他要延揽人才，谱写出了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的著名诗句。即使行将暮年，也毫不示弱，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他不但向战乱抗争，而且向天命抗争。他曾自称 性不信天命之事，人的寿命的长短不是由天来决定的，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龟虽寿》）。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豪壮情怀也正是由现实所激发出来的。

曹丕在他的诗歌中也同样表现了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在 《艳歌何尝行》中写道：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曹植这位 生乎乱，长乎军的作家，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因而反映他理想壮志的作品更是不乏其例。在 《白马篇》中表示：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粲和陈琳在这方面的情感表现的尤为强烈。王粲在诗中写道：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俱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 （《从军诗》其二）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 （其三） 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其四）。《从军诗》写于归服曹操以后，这是他一生得意时期，把要建功立业的满腔激情抒发了出来。陈琳在 《游览》一诗中写道：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他不愿虚度人生，要建功立业，名垂史册。战乱多灾的现实并没有使建安文人消沉、退隐，而是使他们认识到改变严酷现实的重任，历史赋予的使命，因而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二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情纬文是指以抒情为基干来组织文章；以文被质是指在形式上以富有文采的辞藻修饰朴素的语言，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这里的 质指质朴的语言。

抒情性是建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建安时代的五言诗和辞赋，抒情性的都占据主导地位。一部分散文 （主要是书、笺一类作品），也呈现出略同诗赋的抒情特色。与过去文学作品相比，建安诗赋一类抒情作品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散文。

曹操的代表诗 《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抒发了其建立强盛帝国、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以及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

曹植的诗在表现政治理想、向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方面，直接继承了曹操的气质风格。《白马篇》中塑造了一个潇洒倜傥、武艺高强、甘赴国难、视死如归的白马少年，这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理想写照，抒发了作者抗敌卫国的豪情壮志。《名都篇》所塑造的京洛少年的形象，身上洋溢着一种潇洒倜傥的豪情逸兴，也是作者自己青少年时代豪华放荡生活的自我写照和理想情趣的表现。《赠白马王彪》、《吁嗟篇》、《野田黄雀行》、《箜篌引》、《美女篇》、《七哀·明月高照楼》 《洛神赋》等反映了自己的愤懑之气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悲心情。

不仅曹氏父子如此，七子的优秀之作也几乎全是 言志的抒情之作。七子之冠冕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 《拟魏太子邺中诗序》），其诗赋的情调都是比较悲凉的。《七哀诗》，写自己离长安避难荆州前后的所见所感，悲哀之情溢于言表。著名的 《登楼赋》，也是滞留荆州期间，借登楼所见抒发了自己在大乱的社会里怀才不遇，思念乡土的忧伤之情。女诗人蔡琰的 《悲愤诗》，也是以自身经历为线索，全诗围绕着 悲愤二字，叙述了诗人一生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巨大的社会变乱中千万不幸妇女的共同命运。述事与抒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情随事出，事因情显，无处不达到以表血泪之情的境地。孔融的 《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亦为抒情诗优秀之作。曹丕的 《燕歌行》、 《杂诗·漫漫秋夜长》等描写男女相恋，离别相思，以及游子思乡之情的作品，风格悲婉凄凉，低回纤弱，感情缠绵绯恻，在抒情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钟嵘 《诗品》赞美曹植诗 体被文质，黄侃 《诗品讲疏》称建安诗歌 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都指出了建安文学文质彬彬的特色。建安作品，一方面继承乐府民歌和西汉散文的传统，比较质朴刚健；另一方面又发展了辞赋和东汉散文追求辞藻和骈偶语句的风气，进一步讲究文采之美。这在辞赋、散文和曹植的部分诗歌中表现尤为显著。刘师培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 （均见 《论文杂记》）指出了建安文学重视对偶、辞藻、声调等特色，从东汉开始的崇尚文采的骈俪文风，至此又跨进一步。

（二）五言体居于主要地位

建安时代，五言诗得到了迅速发展，五言诗风畅开，出现了一个 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在他们全部诗歌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逯钦立纂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建安二十四位诗人较为完整的诗歌共二百九十七首。而其中五言诗就有一百九十八首，象曹植的五言诗比重，占他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刘桢，这位五言诗之善者，现存的诗歌全部是五言诗。五言诗在当时诗坛上是一种主要诗歌形式。

五言诗所以迅速发展，成为建安文人普遍运用的诗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五言诗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萌发于民间。从民间歌谣到文人五言诗的出现，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 《诗经》时代，四言诗中就偶然杂有一些五言的句式，或者有半章，或者全章是五言形式，如 《行露》、 《北山》等。到了春秋末期，在楚国民歌中出现了 《孺子歌》的形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里虽然还带有语助词 兮，但可以说是独立成篇的五言形式了，是五言诗的雏形。到了秦始皇时期，又出现了 《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这是五言体，但连句用韵，音节急促，还不是完全成熟的五言诗。到了西汉，五言歌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如汉成帝时出现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巅，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标志着五言歌谣的进一步发展。汉武帝设立乐府以后，这种五言歌谣便大量地被乐府采入，成为乐府歌辞。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也开始模仿创作五言诗。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便是东汉班固的 《咏史》诗，由于这首诗 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以后张衡写了五言诗 《同声歌》，艺术上有所提高。其后的秦嘉、蔡邕、辛延年、宋子侯等，都为文人五言诗的日趋成熟做出了贡献。引人注目的是东汉末年出现的 《古诗十九首》，反映了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但是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在黑暗重压之下，抒发的多是苦闷、哀愁之情，缺乏振奋人心、催人向上的力量。到了建安时代，建安文人非常注重 《古诗十九首》的五言形式，而在内容上又有重大的突破，即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运用的诗体，放射出强烈新异的光彩。

其次，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发展与它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是分不开的。四言诗在 《诗经》中是主要形式，在诗歌发展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但到了建安时期，它已无法和新兴的五言诗相抗衡了。建安时期，虽有几首四言诗写得较为成功，但从总体来看，五言诗是这一时代的文学主流。四言诗所以衰落，首先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的文学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式。在建安文人全力创作五言诗的时候，四言诗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是与四言诗本身所具有的弱点不可分的。由于四言诗句子短，容量小，节奏单调，因而诗人的思想感情不容易抒发出来。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则显示出自己的优点。它五字一句，比四言诗的句子长，容量大，音节多，节拍奇偶相配，变化多，没有象四言诗这样的摹仿，不受任何束缚，诗人激昂的情感容易表达出来。建安文人思想活跃，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抗争，要呐喊，要为实现封建治世而贡献才力，五言诗的优点正适合建安诗人表达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所以五言诗在建安诗人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辞赋在建安文坛获得新生

建安时期，作家们创作了大量辞赋，特别是涌现的抒情、咏物小赋，在建安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建安文学的主流是五言诗，从五言诗的作家作品之多，诗歌内容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等方面，都可以这样断定。但看建安文学，也不能忽视辞赋在当时文坛的势力。赋曾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在汉代盛极一时，在文学史上占有着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同样重要的位置。但到了东汉后期，汉大赋已成为强弩之末，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的出现。到了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和咏物小赋大量涌现。建安作家，几乎每个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赋。如曹操有 《登台赋》、《鹩鸟赋》等；但现在仅有题目而赋文佚失。曹丕有赋二十八篇，曹植有赋四十七篇，王粲有赋二十五篇，陈琳有赋十篇，阮蠫有赋四篇，刘桢有赋六篇，徐幹有赋八篇，应玚 有赋十四篇。此外，繁钦、丁仪、丁訥、蔡琰、吴质等都有不同数量的赋作传世，汉末到魏初现存赋约二百篇。这个时期不仅赋家林立，赋作颇多，而且题材广泛，有揭露动乱为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有表达壮志难酬苦闷的，如王粲的 《登楼赋》、曹植的 《九愁赋》等；还有悲叹妇女命运的，表现男女爱情的，描写京都、宫殿和田猎的，抒写羁旅他乡、思亲人念故土，咏物的等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争赴作者笔端。这些赋作描绘了深广的社会画面，反映了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倾吐了作者慨慷悲惨的情怀。从风格上看，这时的辞赋风格多样。两汉辞赋，内容多雷同，几乎是千孔一面，缺少鲜明的个性。而建安时期，既具有梗概而多气的总体风格，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建安作家辞赋，各具特色。风格的多样化，标志着辞赋创作的繁荣趋势。辞赋这一文学形式，在当时倍受文人重视，成为一股与五言诗相抗衡的势力。

建安时期辞赋成为一种流行的文体，在当时文坛上占有显著位置，其原因首先是由两汉辞赋发展所致。辞赋经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努力，成为两汉文学的主流，但其势力的余威足足延长了许多年，特别是扬波而下，其波流直接撞击着建安文坛。当时的文学之士耳目所接触的便是辞赋，建安文人对这种相承几百年的文体相当熟悉，在此风气的激励下，他们大量阅读赋，写赋，使辞赋成为建安文坛的一股强大势力。其次，与建安时期利用辞赋显示才学有关。当时，看一个作家才学的高低，是以辞赋创作为标准，作家也是以此来显露才华，赢得赞誉。曹操曾在铜雀台落成之际，领着儿子们登台观景，为了了解他们的才学，便命当场作赋。曹植 援笔立成，赋中细腻地描绘了铜雀台的雄伟建筑，登台所观望的壮美、秀丽的大好河山，颂扬了曹操的功业，并祝其健康长寿，写得文辞华美，感情色彩浓郁。曹操 甚异之。曹植以其才学出众，从而更受其父宠爱。又如黄射宴宾客，要祢衡以鹦鹉为题作赋，祢衡 笔不停掇，文不加点，即席而成，颇得大家称赞，因而闻名于时。当时文人们以辞赋作为互相称誉的工具，曹植将所作的 《龟赋》寄给陈琳，陈琳称赞其 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这些都对建安时期辞赋的盛行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四）散文、小说等得到发展

建安散文，表现为文学性有所增强，其突出现象则是抒情散文的发展。其内容多述朋友间的情谊，或叙离情别绪，或悼亡伤逝，或追述昔时游乐，或品评文艺，大致都是讲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和感想。其思想内容并没有多大积极意义，但抒情气氛浓厚，文辞优美，娓娓而谈，颇能打动读者，具有抒情诗一样的风味与艺术感染力量。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曹丕的 《与朝歌令吴质书》和 《与吴质书》。这种内容着重抒情、文辞美丽的散文，在过去是罕见的。

曹丕 《典论·论文》论各体文章的不同风格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当时，笺、书一类散文写得也象诗赋那样美丽，说明诗赋的特征移植到了这类散文中，或者说这类散文诗歌化了。建安时代的这类散文，具有了同五言抒情诗一样的风格与艺术感染力。建安散文的抒情化，标志着一部分散文摆脱了过去以说理记事为主的传统，与 吟咏情性、文辞欲丽的诗歌靠拢，大大增强了它的文学性。

这时期的小说和小说一类的作品，也有所发展。曹丕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有 《列异传》三卷，题魏文帝撰。杂传类小序并云， 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 《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由此可见此书对后来影响颇大，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前驱。

曹植对小说也很有兴趣。曹植有 《鹞雀赋》一篇，内容诙谐，语言通俗，当属于俳谐小说一类。曹植又有 《诰咎文》、 《释愁文》，文笔虽不及 《鹞雀赋》通俗，内容亦涉诙谐。

建安时代的小说、笑话等一类作品，发源于民间，比较通俗，曹丕等对它们的重视和写作，正象重视乐府民歌那样，表现出思想解放的特色。这类作品，如鲁迅所说，为赏心而 作， 远实用而近娱乐，实际也是文学摆脱儒学束缚，摆脱作为学术的附庸，趋向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后代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就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这些通俗文学，都具有赏心悦目、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色。人们在赏心悦目的过程中，也能够增长知识和智慧，获得启发和教育。建安文学在通俗文学 （特别是小说）的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而重要的先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