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部长是什么意思？

李发姑，又名李珊，开国少将段焕竞将军的爱人，但这个身份远不足以概括她。1931年，她十四岁入党，在赣西一带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段焕竞和李珊夫妇

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苏区星云惨淡，日月无光，山川变色。在敌人的剿杀中，李发姑死里逃生。

她随莲（花）安（福）萍（乡）中心县委撤退到安福太山区，当时她是县内务部代理部长。夜漆黑，她和县委内务部的两名女同志刘瑞英、郁玉华坐在太山山腰的一个石洞旁。耳旁传来断续枪声，山下是熊熊燃烧的大火。

枪声渐渐逼近，三人往山顶跑，可山顶也响起了枪声。山上山下到处是敌人抓人的狂叫与吆喝，漫山遍野的手电光闪烁着，呼呼的山风啸鸣。

无处可逃。

李发姑左手碰碰刘瑞英，右手拉拉郁玉华，低声说了句：跳崖！

刚近崖边，敌人到了洞口，几束手电光一齐向三人射过来。几乎同一个时刻，她们跳下了悬崖。

李发姑昏死过去了，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水沟边，身下一大摊血。她一时想不起自己怎么在这里，好一会才记起她是从悬崖上跳下来的。她看到前面的一棵杉树上，刘瑞英倒挂着，脑袋无力地垂搁在岩石上。她哭了。

她想离开这个地方，右腿钻心地疼痛，她这才发现右腿血肉模糊，膝盖骨突了出来。她扯下一块衣襟，又从岩石上揭下一些青苔敷在伤口上，用衣襟包好，这才勉强止住流血。

有人在喊她的名字，是郁玉华的声音。她从草丛里爬出来，说自己的腰摔坏了，这时她也看到了树上的刘瑞英。

她们没有气力安葬刘瑞英，捡来一些树枝，插在她周围，只能这样让她与这座山同化了。

两人相约着先爬向沟口，只要活着，就去找组织。

郁玉华伤得轻一些，爬得要快，先出了洞口。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枪响，李发姑在草丛里隐蔽起来。等外面动静消失，她再爬了出去，但没有郁玉华的踪影。她拍掌，轻声呼唤，来回寻找，都无结果。

这样等下去情况难料，她只好独自盲目向前爬行，希望能爬到有人，准确地说是有人性的人的地方......

她很幸运。下午一个砍柴老人救了她，老人的儿子参加了红军，跟队伍走了。老人把她背回来藏在竹林。李发姑养了一个多月的伤，伤势渐渐好转，没有痊愈，但能勉强走路了。

不久县委派人联络上了她，她就跟着上了武功山，回到了队伍之中。

因为形势紧张，县委和游击队不停地在转移，日夜在荒山野岭、人烟绝迹的地方穿插、回旋，李发姑拖着伤腿紧跟着。痛是钻心的痛，每迈一步心就在收缩，脑袋也因疼痛终日昏昏沉沉。她扶着竹棍咬牙硬挺着，走不动了就爬，如果没人的话，走一段爬一段，爬一段走一段，从未停歇过，总之她不想掉队，死也要跟上。

吃也是个天难的问题。开始的一点米没两天就吃完了，接着吃野菜，吃草根。

她们克服着一切，形势也终于逐步好转。

第二年秋天，李发姑被派往攸县县委工作，不久被派往四区黄土岭一带工作。

她和县委另一位女同志秋姑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在这一带的农村建立了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秘密组织，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但她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威胁。一个叫罗根元的密探，带着四五个手下，操纵挨户团守望队等各种反动组织，肆意屠杀革命群众，手段极其残忍，光罗自己就杀害过十二个人。

不止如此，罗根元极端狡猾。他经常在游击队出没的要路口，把两旁的野草打上结，或用细线拴住。游击队夜晚活动，碰断了细线，打散了草结，他马上带着白军跟踪而来。

四区斗争要发展，就必须剪除这匹饿狼，可这个家伙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踪不定，出没无常。游击队经过周密计划，确定了行动方案。由李发姑和秋姑先下山侦察，罗维道同志带着游击队随后跟进，视情况行动。

罗根元家在离草田三十里的一个村子里，房子紧靠山沟口，门前有棵大树。

发姑和秋姑化妆成商人的女儿，天黑下山，来到了罗家。从外表看，罗家和一般农户没什么区别，要不是有事先侦察，她们不敢相信这就是罗根元的家。

屋里只有一个老太婆。

秋姑摆出有钱人家子女的派头，向老太婆要水喝。老太婆显然不在乎，说锅里有水，自己去舀。发姑问她姓什么，她爱理不理地答了个字罗。

喝完水，发姑说赶紧赶路吧，秋姑忽然双手按住小腹说肚子痛，不能走。发姑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那就歇歇吧。

坐下来后，发姑和老太婆闲扯，说她是官田陈盛记家的，旁边的是她表妹，两人一起去看亲戚。陈盛记是这一带有名的商号，为了此次任务，两人做了充足的准备，对陈盛记的情况很熟悉。

秋姑趴在一直上，不停叫肚子痛。发姑喊她走，她说太痛了，走不了。发姑装作无奈迁就的样子，说好吧，明天赶早走。

老太婆不客气地拒绝了制止她们投宿的企图，到别处投宿，我们这地方不给外人住。

发姑没理她，拿出一块银元，递给她：帮忙做顿饭吃吧。

老太婆接过钱，嘴里说不要这么多，但也没往回送，犹豫了一会说：吃完饭，你们还是走吧！我这是为你们好！

为什么？发姑问。

老太婆说：上个月来个男人住宿，不知怎地，半夜被我儿子开枪打了。有个女的，也说走不动路在我家投宿，我儿子从她贴胸的地方查出个纸条，说她是‘土匪婆’，用柴刀宰了。

发姑停了又急又气，但她必须镇静。她说：我可是陈盛记家的！不怕他！

老太婆不再说什么了，叮咛了一句：她回来了，你们千万可别多说话。

两人吃完了饭，在屋里坐，说是闲坐，其实就是在等那匹恶狼回来。

也不知坐了多久，哐当一声，虚掩的门被踢开了，却不见人进来。

老太婆悄声说：回来啦！

过一会，一个人轻悄悄闪了进来。来人三十二三岁，黑脸膛，矮个子，上身对襟夹袄，下身灰布裤，模样很普通，与其名声颇不相称。

这人狠狠地瞧着发姑和秋姑。老太婆抢着说：官田陈家的，走亲戚路过，小姑娘肚子疼，打算宿上一宿明早就走。

老太婆的话大概起了作用，也可能是罗根元看两人确实年纪小，这时发姑不到十九岁，秋姑更小，走到桌子边面对大门走下来，开始喝酒，吃鸡，有意无意地露出腰间两把乌黑发亮的短枪。

秋姑还在叫肚子痛，要上厕所。回来时，她把放在门外的雨伞拿了进来，这是一个和游击队联络的暗号，表示罗根元在家。

罗根元吃着鸡，突然把脸一沉：真神面前烧不了假香。姓罗的好说话，这两个家伙可不饶人。他拍了拍短枪，老实点还能活命。究竟哪里来的？说！

发姑一副害怕的样子：官田陈家的啊！你，你是什么人啊？

他指指秋姑，肚子痛的，你说！

秋姑哭丧着脸，像个吓坏了的孩子：我身上就五块光洋，你要就拿去。

罗元根又问：装得可真像！快说，干什么的？

发姑说：到大表姐夫家去！

什么大表姐、二表姐的，陈家刚死了人，走什么亲戚！

发姑装出受气的样子：无仇无怨，你咒人干什么！

哈哈，陈家的红白事都分不清，还说陈家来的。

发姑发脾气了：你才分不清哩，上个月我大表姐出嫁，你说是办丧事！

罗根元哼了一声，坐回去继续喝酒吃鸡。

两个人避过了这一关，但心里还在打鼓，不知道这个阴险的家伙接下来怎么对付她们。外面黑乎乎的，这时候游击队应该到了，可却又没一点动静。发姑心里冒出各种担心。

老太婆阴沉地坐在屋角看着这一切，一会用担心的目光瞧着两人，一会又用仇视的目光盯着两人。

发姑想，要是等不到游击队，她们就自己动手，她上去一把抱住罗根元，发姑拿绳子套住他脖子，绳子她们早准备好了，在发姑腰里系着呢。

正当发姑心脏剧跳时，门口人影一闪，罗根元猛踢桌子，一口吹灭了灯，伸手就要掏枪。这边两个人已经扑上去，一左一右，死死地摁住了罗根元的手。

黑暗中，听到罗维道的声音：别动！我们是红军游击队！

又过了些日子，地下党送来情报，攸县县城、官田、黄土岭的敌人，约计一个团的兵力，将分三路兜剿游击队。

罗维道队长得知消息，给李发姑派了个任务，带着红绿纸写的标语，到官田敌人的窝里翻一翻，机会难得。罗队长还说，秋姑已经先走一步了。

发姑吃了点冷饭，藏好宣传品，当夜就出发了。

摸黑走了一夜，太阳露脸时，她到了山嘴转弯的地方，突然听到前面一阵人声，不像本地口音，应该是敌人。可四周是光秃秃的山坡，无处可藏。

有一头牛躺在山坡晒太阳。发姑灵机一动，走过去吆喝着牛赶起来：懒东西，走啊！

五个警察吵吵嚷嚷从她身边过去了，没有谁注意到她。

警察一走远，发姑连忙放下牛，继续赶路。

走了四五里，前面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白军在快步行军。发姑转进一户人家，买了一捆柴，把传单捆了进去，背在肩上，迎着敌人走过去。白军军官看了发姑几眼，发姑也装作不懂事的姑娘，好奇又惧怕地看着他们。也许是剿匪任务紧急，敌人没留难她。

正午时分，快到官田街，街口哨兵注意到了她，好像在等着她过去好好盘查。

发姑正想着如何对付，秋姑从哨兵后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只鞋底：姐，娘在骂哩，说你光顾砍柴，忘了做周先生的鞋子。娘快急死了，周先生等着鞋子去县里开会哩！

秋姑说着，把鞋给了发姑，把柴背过去，那个哨兵没精打采看了看，由二人过去了。

进官田后，发姑找到地下党支部，商量了行动计划。此时官田镇十分空虚，只有一个班的敌人驻守。

下午一两点钟，官田镇最热闹的时候，发姑用竹杠挑着菜到人群密集的市集叫卖。

竹杠是劈开的，用铁丝扭合，传单放在竹杠里。她看准没人注意的时机，解开铁丝，把竹杠同传单跑出去，竹杠落地，红红绿绿的传单在空中飘来飘去。满市的人为这些红绿纸吸引，争相抢看。

发姑趁着混乱，回到一个地下党同志的家中，换上早就准备的女学生装。学生装是一套旗袍，发姑穿得很不习惯，却很合身。她看到街上，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传单已搅得官田镇沸沸扬扬。攸县那边传来消息，那里城内也出现了红军标语，敌人正在闭城搜索。

这一次，发姑不止撒了传单，她还协助游击队抓了两名土豪。

官田情况严重，敌人把白军调回来坐镇，围剿计划落空了。

在长期共同的工作中，发姑和段焕竞建立了感情。段焕竞当时是湘赣边区游击队参谋长、支队长。1936年冬天，他们结婚了。

婚礼简陋又隆重。当时下雪天，大家围着一堆篝火。谭余保主席亲自给发姑和段焕竞发证，说：一切按照苏维埃时的传统办理。祝你们成为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妇，今后好好努力，共同前进！

证发了，证婚也做完了，谭主席一句话就结束了两人全部的婚礼。

罗维道队长在后面不停地催：走吧，走吧，快进洞房。

两人就被推进了一个棚子。搭棚的材料货真价实，杉树皮，竹竿，更难得的是，不知谁那么有心还在棚子里生了一堆火。

这场婚礼最讲究的是喜宴。谭主席花了重金，四块银洋，派人到山下买了几只鸡和一二十斤猪牛肉。老实说，这应该是以喜宴之名行会餐之实。

喜事正在进行，一个同志匆匆从山上下来，在发姑旁边站了一会，又跑到谭主席身边，和他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谭主席说：是不是考虑另派别人？

发姑大致猜到什么事了。这事是她一手负责的，接头的人和她熟悉，别人去会很麻烦。

她站起来：还是我去吧。

谭主席犹豫了一会，答应了。有人在说菜做好了，吃点吧，她说不饿，拿了那条当被子的床单，看了段焕竞一眼，就匆匆走了。

天空雪花纷纷扬扬洒落。道路溜滑，半夜时分她才赶到接头地点。

待到接完头，天色微明，已不便行动，她爬上山，找了个隐蔽地方，扒开雪，把被单一裹，躺下就睡着了。

她就这样睡了一觉，醒来时，身旁积雪已化，她近乎躺在水窝里，一身都被浸透了。

1937年秋天，发姑怀孕了，身体状况很不好。游击队被敌人追踪，省委转移了，发姑被安排到武功山看守所休养一段时间。

武功山情况一样严峻，她一到就遇上敌人搜山。在这里她目睹了亲密的战友肖大嫂为掩护藏身石洞的同志舍身跳崖的全过程，心里无比的悲痛。

敌人围剿过后，发姑又回到了县委，住在武功山附近。

一天，她参加完支部会议后，肚子阵阵作痛。但她不能待在眼下的这个村子里，白军经常到这里搜索，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得尽快回到山林。

发姑怀疑肚子里的小东西在作怪，但她没有临产的经验，也没有谁可以问询，一时不能完全肯定。

只是她忽然有点恐惧眼前的陡峭的山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她不能留在山下，这点确定无疑。

发姑手脚并用向山上爬，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爬了多少路，还剩多少路。爬着爬着，剧痛涌来，头昏眼花，树倒山崩。痛过后，是翻江倒海的呕吐，好像胃里的苦水也呕出来了。

她这时已经肯定自己要生了。她不能停，得继续往前爬。直到再一次阵痛袭来，她晕过去了。

迷糊中，她听到有人惊呼，自己好像被抬起了......后来，有人在不断地喊自己的名字，接着是婴儿的啼哭声。

她觉得很惊奇，一个新生命就这样出世了？

发姑睁开眼，同志们围在身边对她发出阵阵笑声。

是个男孩。有人说。

看看吗？有人问。

发姑闭上眼，说话有气无力：不看了，送走吧。

多胖啊！过两天再送走吧？有个女同志说。

不用了。发姑说。

给老段看上一眼也好。

送走吧！发姑在催促。

发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如果她真的为孩子考虑的话。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别说游击队，就是在游击队的后方，都没有十岁以下的孩子。她见得太多孩子遇害的惨烈场面了，只要想起，心就似刀割。

当孩子的哭声快要消失时，发姑说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将孩子送给贫苦人家养活。

发姑和段焕竞终于没同孩子见上一面。

李发姑，即李珊，后来回忆时说：那孩子若还活着，现在该二十岁了。我记得他是被寄养在宜春一带的。

她就只有关于孩子的这点信息了。这孩子一出世，他们就永远失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