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关于闻一多和李公朴之死事件，世人几乎人尽皆知，二人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和1946年7月15日相继在昆明倒在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枪下，但关于费巩之死事件却鲜为人知。
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杀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以达到焚尸灭迹的目的，相比李公朴闻一多被枪杀，杀害费巩之手段更为残忍，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且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那么，费巩究竟是何许人也？国民党特务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他呢？
费巩
费巩（1905—1945）原名费福熊，字香曾，江苏吴县人，1905年9月16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名门望族之家，其祖父费延釐为同治四年进士，曾官至左中允且精于书法，其父亲费树蔚19岁即中举人，被称为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被同治七年进士、湖南巡抚吴大澂相中，并将最小的女儿吴本静许配给他。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娶了吴大澂六女儿吴本娴，因此费树蔚与袁克定是连襟，因此深得袁世凯的宠信，曾长期服务于袁世凯身边，袁世凯执意称帝之时，费树蔚也曾直言劝谏，费树蔚还是诗人柳亚子的表舅。
费树蔚与吴本静夫妇共育有三男一女，即费福焘、费福熊、费福燕和费福煦，次子费福熊后来更名为费巩，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费巩的姨妈吴本娴相中了他这个亲外甥，遂于1925年冬将唯一的女儿袁家第（即袁慧泉）嫁给了费巩，袁家第比费巩年长两岁，二人由表姐弟关系变成了夫妻关系，费巩也由此成为袁世凯的孙女婿。
费巩夫妇合影
费巩与袁家第是姨表亲，二人属于近亲结婚范畴，但在过去却有亲上加亲之说，他们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其中次子夭折，长子名为费如川，长女为费让若，次女为费莹如，皆都是正常之人。
费巩是1917年那年随哥哥费福焘离开苏州赴上海求学的，他先后就读于南洋模范小学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考入私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时，费巩曾积极参与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6月，费巩从私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又自费学习了两年法语，于1928年赴法国留学，一年以后又转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于1931年6月获硕士学位后取道东欧、苏联回国。
费巩既不愿为官，也不愿经商，而是想要研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遂在《北平日报》社担任评委员，不久又到上海中国公学执教，并在母校复旦大学兼课，期间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提出国家公职人员应废除私人举荐而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遴选，以真才录用而反对任人唯亲，其建议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此书于1931年秋由民智书局出版。
费巩（左二）与复旦校友合影
1932年，费巩与邹韬奋相识，并成为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同时也开始为《生活周刊》撰写稿件。
1933年秋，费巩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之邀出任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并兼任注册课主任，郭任远是费巩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老师，费巩考入复旦那年，郭任远也是刚被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为教授，郭任远是美国加州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且专攻心理学专业。
费巩开设的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在教学之余撰写了他的第二部学术著作《比较宪法》，并由世界法政学社出版，由于该著作对西方国家宪政进行归纳比较，为中国实行宪政提供了参考依据，因此受到学界好评，并被列为《世界法学丛书》和《大学丛书》，费巩也因此被聘为教授。
《比较宪法》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国立浙江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郭任远竟招来军警镇压学生，并勒令一些进步学生退学，由此激起师生的强烈不满，费巩也为这些进步学生鸣不平，并据理与郭任远力争，浙大师生甚至开展了驱郭运动，费巩也积极参与其中，不惜与郭任远决裂。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费巩携全家从杭州逃难到上海租界，尽管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费巩养家糊口，但费巩不愿在沦陷区苟活和工作，毅然于1938年离别家人踏上了返回浙大的征程。
竺可桢校长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西迁中的浙江大学
鉴于学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费巩向竺可桢校长提出了五点建议：关心健康、宽大贷金、行政改进、减轻功课及言论自由。被竺可桢全部采纳实施，也深得学生的拥护，费巩此举也被浙大师生称之为香公奏议。
1940年8月，在浙大师生中声望甚高的费巩接替了老资格的姜琦教授出任训导长，费巩原本不愿为官，但经不住竺可桢校长的三顾茅庐，他提出了自己的履职条件是：一是不参加国民党；二是不领取训导长薪俸，将此笔款项用于改善学生生活。
费巩以不是国民党员而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可谓是开当时大学先例，费巩上任之后开始推行导师制的实施，并以《施行导师制之吾见》、《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等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像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
当时学子们在简陋宿舍学习时的照明成为一个大问题，油灯昏暗且冒黑烟，非常影响学生的视力，竺可桢校长请束星北教授等人设计了一个照明灯，而费巩则自掏腰包制作了一批照明灯供学生使用，学生们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
费巩灯草图
费巩在任训导长期间主持创办了《生活璧报》，成为宣言民主、主持正义、抨击时弊、揭露当局、反对独裁的宣传阵地，他极力主张开除违反校纪的三青团分子，并经常指责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教授，斥责他们是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费巩的所作所为自己带来了麻烦，其训导长只当了半年，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胁迫辞职。
1943年3月，在蒋介石授意之下，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由正中书局出版，其宗旨就是鼓吹法西斯主义，污蔑共产主义，只有国民党能够救中国，此书出版后立即引来各方面的批评，费巩以《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予以驳斥和抨击。
从1944年2月起，费巩又连续发表《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王之反对党》《政治风气之转移》等文章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费巩能够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确实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但费巩以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殷切地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费巩
费巩所作所为自然遭到国民党统治者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乘轮渡去位于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候船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先羁押于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被转移至中美合作所看守所（即碴子洞监狱），并由此酿成了震惊大西南的费巩失踪案。
费巩是应其老师张密教授之邀，于1945年1月24日由贵州遵义湄潭前往重庆讲学的，费巩抵达重庆之后，经常出入国民政府各机关部门，搜集和调查政府一些负面的东西，并在郭沫诺等人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字，此举彻底激怒了中统和军统的特务们，并启动了酝酿和策划已久的暗杀行动方案。
费巩《日记》碑
费巩失踪案传出后，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哗然，经多方寻找未果，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尤其愤怒，甚至还举行了集会、罢课等活动，诗人柳亚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怀念费香曾表弟》诗词一首，《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的真相——教授的命运》，当时身在重庆的40多位留美教授也曾联名上书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吁请魏德迈将军出面营救。
面对众多社会舆论的谴责，费巩还是被刽子手们在碴子洞残忍地杀害了，具体详情无从知道，就以费巩失踪日确定其为死亡日，浙江大学师生从未忘却费巩教授，最初几年的3月5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并出版《费巩教授怀念特刊》，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费巩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78年9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1979年10月30日在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等原浙大教授及300多位浙大校友的倡议下，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浙江大学举办了费巩烈士纪念活动。
陆定一题词
1980年8月，时任第五届政协副主席陆定一题写了：向费巩烈士致敬！条幅，陆定一比费巩小一岁，他们当年同在上海求学，至于他们之间当年是否认识并有所交往，还没有资料佐证，但陆定一能够为费巩题词，就已经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
费巩亭
在浙江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由浙大四十年代老校友捐款建造的费巩亭及纪念碑落成，这也成为浙大校园内一个庄严肃穆的标志性建筑，由此可见费巩教授在浙大人心目中的位置，浙大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曾为真理而献身的教授，因为费巩是一个真正的慷慨悲歌之士，遗憾的是我们对其了解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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