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传播到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建筑，雕塑，绘画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劫难，以及朝代更迭，战乱，到宋，辽，金，元时期开始逐渐恢复走向兴盛。当时各地寺庙数量众多，大多拥有田园，山林等庙产。由于皇家，贵族到普通信众的供养，很多寺庙甚至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有了富裕的经济作基础，就能够聚集大批高水平的工匠，大大促进了寺庙建筑，雕塑，壁画，家具制作等方面艺术水平的极大发展提升。
明弘治 素三彩佛陀涅槃及弟子群雕像
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宋元时期寺庙家具是和寺庙建筑，造像，壁画作为一个整体被构思设计的。宏伟的寺庙建筑，威严的造像，美轮美 奂的壁画，用途种类繁多的寺庙家具，各种法器，仪式用具，各种颜色面料的软装饰（幔帐，经幡，包柱，椅披，桌围），这些元素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神圣礼仪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风格和谐，天人合一，幻化构建了震撼心灵的庙堂之气。这些被定制的寺庙家具也就伴随着宋元时期寺庙建筑的高度发展而达到了一个高峰。
明初 山西广胜寺宋式供桌（洪武纪年款）
这一时期的寺庙家具的结构形式，主要吸收了同时期建筑大，小木作的技术特点，模仿木构建筑的梁柱式框架结构，有的家具上甚至保留了简化的斗拱结构。
北宋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内宝座
精神上的虔诚，经济上的富足，家具结构的合理进化，家具按所处空间，礼仪需求和生活方式被量身定制，使寺庙家具的型制和种类变的非常丰富，很多新的家具样式被设计制作出来。从巨型佛龛，壁龛，转轮藏这些超大体积的家具，到供案，供桌，禅座，禅床，香几，经柜，经箱，庙椅这类中型的寺庙家具（这类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收藏的明星品种，只要出现市场上，购买者趋之若鹜），再到各种木制法器，仪式用具，架阁，器物底座（供桌上的法器，寺院生活中的用品：花瓶，茶碗等日常器物都有各种配套使用的底座。伞盖等仪式用具都要有放置，展示用的木架，这些配套器物也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需求），还有一类特殊设计寺庙家具，因为仪式和宗教传播的需要，家具上有铁环方便抬起移动，在户内户外都可以使用。
西夏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彩绘木椅
现藏宁夏博物馆
西夏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出土供桌
现藏宁夏博物馆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偶尔在乡间还能收集到宋元和疑似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它们像活化石一样的存在于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区域，晋东南部地区是这类家具的主要遗存地区，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属于黄河流域，汾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由于当地的气候相对干燥，利于木质家具保存，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山西人重器爱物，注重文化传承。
正是由于山西这样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让时空在这里重叠，使得这些家具中的活化石幸运的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对这些宋元风格的寺庙家具一边收集，一边研究，对它们越了解就越感到敬畏，欣喜之余让我们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无论它们个体制作多么精美，型制多么高妙，这些宋元风格的寺庙家具离开了原始所安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无法达到它们应具有的审美高度了。它们来自怎样一个神圣的庙宇，在殿堂中如何摆放，它们在建筑空间中怎样与建筑，造像和谐共处，留下的只能是脑海里无尽的想象了。
宋式三弯腿供桌
北京私人藏
宋元时期寺庙家具的样式一直影响着同时期世俗民间家具的设计和制作，正是因为寺庙是当时人们能普遍接触到和进入的大型公共空间，还有像庙会，祭拜，法事，庆典这样的聚会聚集形式，人们对庙堂里的陈设布置不会视而不见。寺庙家具这种经过精心设计，高水平，高成本制作的家具对同时期世俗民间家具设计和制作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多寺庙家具的式样也就逐渐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时光荏苒，到了明式家具兴起并逐渐成熟的年代，由于摆放空间的变化，审美的改变，明式家具的很多器型在继承宋元寺庙家具造型的基础上做了取舍和扬弃，宋元时期寺庙家具中的一部分器型得以延续，像剑腿的家具，高束腰的家具，三弯腿的家具等等，都是其中得以传承发扬光大的明星造型，明式家具在继承的同时还做了高水平的简洁化和再发挥，形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明式家具的样式。
那些没有被明式家具所继承的宋元风格寺庙家具样式，有的随着宗教礼仪，生活习惯的变化慢慢的改变消失了，有些在寺庙里还一直被传承，只是繁复高妙的雕刻慢慢的简单化，符号化，甚至从家具上消失，家具大体结构还被保留下来，但轮廓线条不再追求优美流畅，尺寸比例失调，美感不再被重视，只保留了使用的功能性，到了清朝晚期随着国家的动荡衰落，寺庙家具的样式，制作也变的更加萎靡和敷衍了事，面目全非了，如果不是对宋元时期寺庙家具形制非常熟悉，就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宋元时期寺庙家具上的大面积繁密复杂的雕刻是宋元风格寺庙家具的标志性设计制作。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中，宋，辽，金，元的寺庙建筑在继承前代与不断完善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各种雕刻装饰，运用了高浮雕，透雕，圆雕等丰富的雕刻手法，在增加装饰感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宗教场所的庄严，权威和神圣感。因为建筑和家具的整体设计营造，宋元风格寺庙家具上也就出现了互相呼应的大量雕刻元素。不同于徽州木雕的细腻雅致，东阳木雕精雕细琢，潮汕木雕富丽华贵，宋元风格寺庙家具（山西晋东南地区宋元风格寺庙家具雕刻风格最为典型）上的雕刻形神兼备，大气磅礴，雕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看不出一点技巧的炫耀，自然率性，回归本真，让人百看不厌。
金 平阳金墓砖雕 格心棂花
金 朱漆彩绘禅床（木雕局部）
宋，辽，金，元时期，由于不同民族政权对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的反复争夺和统治也带来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深度交融。宋元风格寺庙家具上的雕刻内容有枝叶繁茂，花朵硕大，仰覆翻卷，穿枝过梗的牡丹，莲花，石榴，海棠等吉祥花卉，有狮，鹿，水鸟，锦鸡等走兽飞禽，有佛教题材的忍冬，万字，莲瓣，云头等纹饰和童子，佛像，摩羯，妙音鸟，供养人等神佛护法和人物的形象，既有中原农耕文化的鲜明特征也带有深深的草原文化的烙印，是多民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艺术结晶。
金 朱漆彩绘禅床（木雕局部）
这么有绘画感的雕刻都是出自普通工匠之手，他们以刀斧为笔，在木头上刀刻斧凿随心起舞，意到刀到，一气呵成，画面既奔放又细腻，线条流畅极有力度，使雕刻画面充满了立体感和韵律感。阅读了很多前辈专家学者研究明式家具出现以前的家具样式风格的文章，大多是从考古，考据的角度，从古代壁画，洞窟石刻，古代书画，出土陪葬冥器（包含木制冥器家具）等方面对中国家具的源流演变进行解读。如果仅是研究家具的演变和形制的变化，从其中确实可以一窥端倪，但是从被引用的这些证据中看到的家具图样或实物都缺少更多可供家具制作研究的细节，即使是被确认是宋，辽，金，元时期的出土木质家具也由于只是陪葬冥器，大都制作粗糙，造型，装饰的细节变化缺失，和同时期的家具实物相比较有很大差异。这可能是在这些家具专著中没有提到宋元家具上精采装饰雕刻的重要原因。
金 朱漆彩绘经柜
北京私人藏
金 平阳金墓砖雕 格子门
近二十年收集，收藏宋元风格寺庙家具的找寻过程中，在山西晋南地区的侯马、绛县、闻喜、襄汾，我探访参观了在当地发现挖掘的众多金代砖雕墓葬群，我发现金墓中仿木构砖雕的斗拱，栏额（垂华），雀替，格扇门的格局式样，雕刻风格和宋元风格寺庙家具上很多局部结构形式几乎一样。拿金墓砖雕的砖雕格扇门举例：边梃和抹头凹凸起伏，装饰起阴线或阳线和同风格的木制格扇门一般无二，腰板，障水板上有花卉，鸟兽的高浮雕，格心是不同图案的格子，样式繁多，这样的砖雕格扇门的样式和宋元风格寺庙家具中多门经柜的柜门几乎完全一样（雕刻图案样式有不同），像真度很高。现在山西古平阳地区金代墓葬砖雕的图案和细节，已经成为我们一干家具爱好者探索，收集，研究，修复宋元风格寺庙家具的重要参考。
金 平阳金墓砖雕 墓室一壁
从1944年古斯塔夫艾克出版《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到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再到后来的中国明式家具收藏热，这期间很多学者，古代家具经营者，古代家具收藏家都提出了很多观点，并做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举证，对于有代表性的明式家具基本上可以概括理解为：优秀的材质，私人空间（厅堂和书房），明式简洁风格，文人家具。
在中国古代家具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中，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无论从造型，工艺到审美都无法被囊括到这些概念里，这些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的标签关键词应该是：漆木家具，公共空间，宋元风格，宗教家具……。虽然宋元时期或疑似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遗存下来数量很少，也面临破损严重，面目全非，修复极其困难甚至无法修复的难题，但从这些家具展现出来不同于明式家具的设计，工艺水平，审美高度，确实有必要把这类家具单独分立出来进行归类，引起更多人群的重视和知晓，才能更好的去保护，探究和欣赏。
金 平阳金墓砖雕 格子门
没有对宋元时期寺庙家具的深入研究和了解，就不能对明式家具的传承，式样产生，发展，演变有更深刻和准确的认知，对于作为明式家具前世的宋元风格寺庙家具，我们更应当怀有深深的尊重和赞赏。
优秀的宋元风格寺庙家具，设计和制作水平极高，纹饰雕刻成熟古朴，细腻奔放，对这些家具中所包含的匠心和美感，我们发自内心给予由衷的赞叹，经常审视，触摸这些家具，从其中感受到古代工匠在制作这些家具时内心的平和恬静，虔诚奉献的精神境界。不同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息，宋元风格的寺庙家具有着一种更为深沉凝重的永恒感，面对它们我久久驻足，耳边仿佛听到了那遥远悠长的暮鼓晨钟和僧人的吟诵。
作者：孙磊
来源：于物公众号
文中部分图片采自
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阳金墓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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