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改制，主要可称为官制之改。后世也多以改官制来称呼建文改制。如前所述，建文改制有着丰富的面向，官制改革绝不能涵盖改革的全部内容。不过，官制改革毕竟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内容。因此，本项研究的重心，依旧要落在官制的改革上。本文将兼顾纵横，分别考察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铨选考察、散阶制度在建文朝的改革。
一、六部
六部的改革，自朱允炆即位后没有立即开展，而是留待到次年刘亨上言。不过，六部的改革，在朱允炆即位之年，已经在准备、部署。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兵部改革，是六部在建文改制中的初次改革：
九月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选、职方二司主事四员。[1]
这段记载注明出自《南京吏部卷》，真实性无可怀疑。不过，这项改动，仅属机构正常的人员增减，并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改革的开始。
建文元年的六部改革，仍可视作建文改制的真正开始。拉开序幕的，是户部和刑部改革：
（三月）二十五日，革户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职民、度支、金帛、仓库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立郎中一人，员外二人，主事八人。
紧接着，便是六部升秩极品：
（八月）升六部尚书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2]
六部升秩并增设官员，诸史记载有异。《国榷》系于建文元年四月：
（四月）乙巳，更定官制，进六部尚书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位侍郎上。[3]
《建文朝野汇编》则完全沿袭《姜氏秘史》。对比《明太宗实录》：
吏部言建文中改旧官制如六部尚书旧正二品，升正一品，又增设侍中二员。[4]
可知《姜氏秘史》侍郎为侍中之误。《姜氏秘史》书内即有：
革除年间，改官制，增侍中员，次尚书，以观为之，仍掌尚宝司事。[5]
而六部升至正一品的时间，仍难以确知。笔者倾向于相信《姜氏秘史》时间上的记载，不仅因其早出，更因其资料原始。
此后，终建文之朝，六部还有部分更易，惟系时难以确定：
工部增设照磨所，兵部旧设典牧所，户部设赃罚库，皆革罢。[6]
六部各部，于建文朝均有巨变。其中又以吏部、户部、刑部为巨。
吏部。后文将提到吏部铨选、考察。此外，建文朝吏部改革还有：
（五月）戊寅，诏吏部，凡官员三日一赴吏部填注。先是，内外官员缺，月报吏部，临选类缺赴填注，遂补选。至是，吏科读每三日一注，庶免遗漏，从之。[7]
此既为提高行政效率，亦为弥缝缺官现象。
建文朝，茹瑺、张紞先后出任吏部尚书。张紞任职吏部尚书期间，权力很大。史称改制谋议，多出其手。
户部、刑部去除十二清吏司，而设四司。其改革动机，笔者推测：
一、回归唐宋旧制。宋代制度：
（户部）其属三，曰度支，曰金部，曰仓部。[8]
（刑部）其属三，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门。[9]
远稽唐制：
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
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10]
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
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11]
二、本于政治理念，行制度之实践。方孝孺常怀富民、养民，以及教化之志，反对国家聚敛财富，反对以刑治国。此后刑部还在瘦身，建文二年：
（十月）己亥，革刑部司狱一员。[12]
兵部。建文朝历任兵部尚书有茹瑺、齐泰、铁铉。除了茹瑺很快去位以外，齐泰、铁铉二人，可谓出将入相（铁铉出为将，齐泰入为相），权势极大。靖难战事甫起，调耿炳文、李景隆，出于齐黄二人之谋；建文后期镇守济南、痛击燕兵，则出自兵部尚书铁铉。出于战事考量，建文朝兵部职权明显扩大，可谓是既能统兵，又可调兵。
兵部还革去了典牧所，综合考量下，当是归入了太仆寺。后文还将详述。
（铁铉祠）
礼部。礼部尚书陈迪，终建文朝在任。史称更修制度，迪议为多。礼部又汇聚董伦、王景彰一批敦学宿儒，多兼翰林官。建文朝修《实录》，兴科举，制礼乐，礼部时重。
六部于建文朝的改革，最为令人瞩目。这主要体现在：
一、朱元璋废除丞相的理由之一，便是依据《周礼》六卿分职的学说，使六部分丞相之权：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13]
当然，朱元璋的用意不是为了提高六部职权，而是为了集权于皇帝。朱元璋的言行，可称是建文朝六部改革的先声；
二、建文改制的序幕，便是寿州训导刘亨上书言六卿秩卑于五府，这给建文改制定下了调子。建文君臣改制的本意，却是要确实提高六部的职权，以呼应《周礼》之学说；
三、六部在建文朝的改革，成为朱棣起兵的一大把柄。今虽不设丞相，却反有六丞相也[14]，从《奉天靖难记》的这番控告，可以读到朱棣一方意欲引朱允炆入罪的诉求；
四、六部于建文朝增崇至极品，这是中国制度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现象，也在后世再未出现过。六部还增设侍中，当是因应正官升至正一品后、事权增大的要求。
六部升至极品，原因复杂。既有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的最高权力空缺之故，也肇端于朱允炆君臣的《周礼》学说，也还有寿州训导刘亨所声言的文武之别的缘由。职是，六部于建文朝的改革，实已反映了丞相制废除后中国制度史的关键走向。
不难想见，如果朱允炆继续执政下去，六部的职权是否还会一直保持上升，是否会侵蚀丞相废除后原先预留、后世也出现的内阁（宰辅）空间，是否会形成并稳定成一新的中央权力架构呢，均值得思考。
二、太常寺
太常寺的改革值得作为专题研究，原因有二：建文朝最具权力的大臣黄子澄，其本职为太常寺卿。建文殉难臣僚里，太常寺殉难比例亦较高。黄子澄后虽兼官翰林，然而太常寺卿何以能行柄国之大权？此其一；太常寺卿在建文朝的变动剧烈，与其它官署相比独具特色。作为出掌礼乐的机构，太常寺职权上升，此一关节值得注意，此其二。
朱允炆甫即位，黄子澄便以太常寺卿掌国政。太常寺官署本身的改革，则要等到建文元年则付诸实施：
三月，……改太常寺卿为太常卿。[15]
则是这一年，黄子澄作为正官，已改叫太常卿。乾隆五十年立碑云：
江右分宜黄公，讳湜，字子澄。当前朝建文之代，以太常卿入阁与机务，不可谓不用矣。[16]
墓碑名曰太常寺卿，而正文又云太常卿，这种记述体例上的混乱，即当与建文改官职名称有关。
仅仅过了一个月，改革继续进行：
（四月）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为左右，升寺丞正五品。[17]
这是增加太常寺机构、人员的行动，这一行动到建文二年仍在持续：
（九月）丙戌，增设太常寺赞礼郎二人。
据《明太宗实录》，则仍有增设：
（增置）太常寺赞礼郎二员、太祝一员。[18]
至此，建文朝太常寺的改革方告一段落。
纵观太常寺在建文朝的变迁，机构扩大、职权上升是其鲜明特色。终建文朝，黄子澄以黄太常兼翰林官的身份柄国执政，而高逊志、廖升等太常寺官多兼考试官、纂修实录官职。同时，太常寺本身机构膨胀，人员增多。
建文元年，朱允炆有一次临朝口谕：
帝临朝谕礼官曰：今后荐新的品物，教太常寺差一员官，常川聚宝门外，太常司官处报知合行荐新品物，增价收买，即便从他货，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难，亏折小民。违者治以重罪。恁礼部出榜，都教知道。[19]
难得一见的朱允炆口语史料，可知太常寺甚至被赋予部分祭祀用品的采购任务。
这种职权上升、机构扩大，有两种因素：一、黄子澄个人作为东宫旧臣，他的柄国辅政，带动了太常寺之重要性；二、笔者推测，这当与建文改制本身有关。阎步克曾说：
秦朝政治重实用，故以廷尉、内史二官为重；而汉廷之上，礼乐祭祀的地位重新上升，由此太常得以居列卿之首。[20]
据此，笔者推测建文朝太常寺的升格和扩充，亦当与建文朝注重礼乐有关。
殉难诸臣，廖升为先，廖升，高逊志、黄子澄，作为太常寺高官均殉难。太常寺之重要性，太常寺官于建文朝的向心力，可见一斑。
三、翰林院
翰林院改革，时间为最晚。如前所述，建文二年八月时，建文改制基本已告一段落。不过，建文元年翰林院实已扩充：
按吏部册，己卯八月十二日改中书舍人为侍书，盖设于翰林院。[21]
而建文初年的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命，也都与翰林院有关：黄子澄任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董伦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方孝孺亦升翰林侍讲。
（北京翰林院遗址）
建文二年八月，翰林院终于迎来较大调整：
癸卯，……改大学士为学士，华盖、文华、武英、正心四殿各置一员，文渊阁一员。各殿增设待诏，无定员，增文渊阁典籍二员。革东阁大学士。……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文学博士二人。改孔目为典簿，正九品。省侍讲学士、五经博士、待诏、典籍。置文翰馆，设官以侍读。并中书舍人改为侍书，正七品。内修撰一员，正六品；编修，从六品；检讨，正七品居之。[22]
这次改革，《明太宗实录》记载：
翰林院官，旧设学士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其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孔目为首领官。中书舍人旧在内府，别有印信，於翰林非统属。
建文於翰林增设正官学士承旨一员，在学士之上。
又改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为文学博士。
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其侍书升正七品；文史馆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簿，创置典簿厅条记。而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以隶翰林。[23]
两则史料合观，可知翰林院的改革为：
一、人员扩充。设学士承旨，并将大学士改为学士，分别布列于五殿。
二、机构重组。将属官（侍读、侍讲、五经博士等）划为文翰馆，并将中书舍人并入；将史官（修撰、编修等）划为文史馆。
三、重置官名，设立文学博士等新官名，将侍读、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
四、提升品级。
综观建文朝的翰林院，其变动堪称巨大。建文朝凡翰林官得朱允炆信任，其权力往往堪与六部平齐。方孝孺作为翰林官，前有主持改制，后则又能治国秉政。
翰林院在建文时期的变动，有特殊意义所在：
一、主持建文改制的方孝孺，终建文之朝不出翰林院为官。学士——侍讲——文学博士，方氏本人的职务变迁，便直接见证了翰林官制之改，翰林院遂明显占据了官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地位；
二、永乐以后内阁的演生，与翰林院渊源极深。而前内阁时期的建文时期，宰辅重臣黄子澄、董伦也都兼翰林院官。建文朝翰林院的职权和地位，对研究后丞相时代中央最高权力制度变迁，遂和六部一样极富价值。将建文朝翰林院与洪武时期的四辅官、大学士和永乐以降的内阁合观，可知：洪武四辅官唯唯诺诺，鲜少参决，既无议政权，亦无监督百官执行权；内阁初创，则御前批答，拟诏传旨，议政权有限，监督百官执行权没有：
内阁辅臣，主看详、票拟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24]
内阁权力膨胀，则要等到明中叶以后。
与之相比，建文朝翰林官若得朱允炆信任，既可秉政议政，又甚至参与人事任免，职权大大超过了洪武和永乐时期。若建文朝一直存在下去，翰林官所设的五殿学士、文学博士，将很有可能取得和六卿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内阁之外，另一种形式的宰相制度。
四、都察院
建文甫即位，便革都察院司狱四员[25]。
建文元年，乃有都察院改革：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佥都御史各一人，止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各一人。[26]
建文二年二月，都察院遂整体撤销，重组为御史府：
甲子，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设监察御史二十八员、司狱一员。革司〔□〕、照磨、检校。诏曰：顷以断狱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分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都察院承汉制为御史，员定为二十八人。务为忠厚，以底治平。[27]
方孝孺《逊志斋集》有《御史府记》，透露了更多内容：
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分之二，人皆重于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诏若曰。……三月戊辰，赐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旧署，在太平之北，于朝谒为难，命即詹事府为御史府，赐宴于新治。[28]
据此，可知都察院大变革基于两大理由：断狱减省；斟酌古制。这两大理由，堪称整个建文改制的缩影：既出于行政合理化、因应现实情状，又本于儒家之政治理想。本文还透露出詹事府撤销的信息，下文还要提到。
官名乃有御史大夫之设：
改左都御史景清为御史大夫。[29]
不过，这条记载除《姜氏秘史》外，未见史书记载。《明太宗实录》之吏部疏亦未提及。因此，建文朝是否有御史大夫之设，不能确定。
《水东日记》记载：
今都察院堂中扁肃政二字当撤去，盖前元及建文中有此衔号。[30]
都察院亦有肃政之名，这当是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后之事。后文还将述：地方制度上，建文将提刑按察使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是借用了元朝肃政廉访司的名号。
都察院的改革，在建文改制中最为剧烈：它被改名为御史府，并将内部机构全部推倒重来，换以另外一套体系设计。御史大夫、御史府向古名的回转，建文朝覆亡时都察院殉难的高比例（练子宁、景清），均极显眼。
都察院改革，突出展现了朱允炆君臣宽刑省狱、仿古求治之政治诉求。
五、其它中央官
建文改官制是一场整体变革，中央官署无分高低级，俱皆经历了一场变动。本节便主叙述中央低级官署的改革。其中，东宫官、王府官幸而有《皇明典礼》而得窥原始制度之全貌，据此可以全部复原，并以之对比、检讨史籍记载之疏漏；洪武末年撤销的大理寺得到恢复。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行人司被并入鸿胪寺，中书舍人并入翰林院，六科的人员被削减、后又恢复，国子监、太仆寺、鸿胪寺职权上升，东宫官、王府官均有大调整。中央低级官署，于建文朝经历了一场洗牌。
通政司。
建文二年，乃有通政司之改：
（六月）十六日，改通政司为通政寺，改使为通政卿。左右通政为左右少卿，左右通政为左右寺丞。[31]
六科。《姜氏秘史》载洪武三十一年：
（七月）二十四日，革左右给事中。[32]
而建文二年又有这样一条记载：
（二月）庚申，升都给事中秩正七品，给事中秩从七品。[33]
考《黄给谏遗稿》，建文三年，左右给事中实已复设：
奉天承运，皇帝勅曰：朝廷设谏议之官，欲其振纲纪而励风俗，所任至不轻也。匪得其人，曷能有称。尔户科左给事中黄钺，发身贤科，除兹要任，清誉著称，克举宪度是用。[34]
《明太宗实录》吏部疏不载六科改革事，当是罢而复设，故吏部忽略使然。
大理寺。大理寺在洪武末期撤销，至建文乃重设：
（九月二十日）是日复设大理寺，置卿一员，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员。余官，
左司左司正一员，正六品，左司副一员，从六品，左评事六员，正七品；右司右司正一
员，右司副二员，右评事六员，品同左，右司务二员，从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
复立。（出吏部卷）[35]
建文元年继续更改：
三月，改大理寺卿为大理卿，革司务二员，立典簿一员。[36]
建文二年重行更张：
二月壬戌，……改大理寺左右司正为都评、寺副。[37]
《明太宗实录》载：
革罢大理寺左、右寺寺正、副，增置本寺首领官典簿。[38]
大理寺成为朱棣保留的建文制度，后文还将论述。
东宫官、王府官。《姜氏秘史》、《建文朝野汇编》、《国榷》均众口一词，称詹事府有过改革，事在建文二年。首先系年必误。《皇明典礼》颁于建文二年正月，而诸史均记载为晚。《姜氏秘史》言詹事府事，与王府官同列：
（六月）己巳，詹事府增置少师、少傅各一员，宾客二员。置资德院，设资德一员、资善二员。属官：赞读、赞讲、著作郎各二员，掌籍、典簿各一员。丙午，置各王府宾辅二员，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员，从七品，长史司长史一员，正五品，改左右长史从五品。[39]
前文已述，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后，于詹事府原址办公，是知詹事府已经撤销、搬迁。《明太宗实录》吏部疏即不载詹事府事。《皇明典礼》[40]：
东宫
文职
少师一员 少傅一员 少保一员 皆正一品
宾客二员 正二品 以上皆用朝廷大臣兼其职，非硕德望重者不预
资德院 正五品
资德一员 正五品 资善二员 正六品 职比翰林学士任
属官
赞读二员 正七品，职比侍读 赞讲二员 正七品，职比侍讲
赞书二员 正七品，职比侍书 著作郎二员 正八品，职比史官，专纪太子之政令，兼掌玺掌籍一员 正九品，职比典籍
建文年间，徐辉祖曾任少傅，李景隆曾任少保，均为东宫官。诸史记载詹事府，多与资德院系为一事，却不知詹事府已撤销。
王府官改革，诸史包括《明太宗实录》均漏载纪善一职。此外完全符合《皇明典礼》记载。建文朝提高王府官品秩、礼数，命藩王称之宾师而不名。当属靖难兵兴后，朝廷因应新情势而设，欲使藩王承教化而好礼义。
国子监。刘亨上书请改官制，内中一大说辞，便声言国子祭酒师表天下，不当在太仆下。案《诸司职掌》，国子监祭酒的品秩确在太仆寺卿、太仆少卿之下：
从三品 太仆寺卿
正四品 太仆寺少卿
从四品 国子监祭酒 中都国子监祭酒[41]
国子监内部机构、人员：
本监 祭酒一员 司业一员 监丞一员 典簿一员
属官 博士五员 助教一十五员 学正一十员 学录七员 典籍一员 掌馔二员[42]
建文改制，国子监作一番改革，便势在必行。《姜氏秘史》于洪武三十五年八月载：
八月八日增国子监司业一员。[43]
又建文元年十月：
甲辰，革国子监博士、学正、学录，增置助教一十七员。[44]
《国榷》则系于元年六月，记载：
增国子监司业二，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45]
《明太宗实录》：
升国子监丞为堂上官，革罢学正、学录。[46]
劳堪《宪章类编》之国子监条：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增国子监司业一员。[47]
诸书合观，国子监撤销博士、学正、学录，并增加助教十七人，可以确定。
此外，《明太宗实录》失载增国子监司业事。《国榷》所载增司业事，未知何据。《姜氏秘史》、《宪章类编》均载，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增设国子监司业一员，非《国榷》之元年二员。两书早出，且资料原始，更为可信。
光祿寺、鸿胪寺、太仆寺、行人司、中书舍人。
《明太宗实录》载：
光禄寺少卿，旧五品，升四品；寺丞，旧六品，升五品。又增设监事及司圃所，改司牲司为孳牲所，升其品级；
太仆寺寺丞，旧六品，升五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而升其品级。又增设录事及典厩、典牧二署，骕騻等十八群，滁阳等八牧监，龙山等九十二群官；
鸿胪寺少卿，旧从五品，升正五品。寺丞，旧从六品，升正六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亦升品级。革罢司仪、司宾二署，而升其鸣赞序班品级；
行人司，旧别有衙门印信，於鸿胪寺非统属。革罢行人司，而以行人隶鸿胪寺；[48]
其中，太仆寺增设典牧署，必从兵部裁撤之典牧所而来。鸿胪寺品级提升，与礼部、太常寺类同。行人司隶属于鸿胪寺，亦为行政合理化之考量。仅从改制内容而言，这些中央低级官署职权提升，吸收了部分高级官署下放的权力，自身功能亦得到优化。
六、地方官制
建文朝对地方制度的改革，在即位之年便已进行。对地方制度的探索，是方孝孺政治学说的一大组成部分。方孝孺素有地方自治（沈刚伯语）的理论关照，反映到建文改制上，便是地方官制的重新设计。
建文改制，地方布政司、行都司、按察司，以及军事卫所均经历了不同程度变革。同时，地方州县、地方递运所、驿站等基层机构也经历了大规模裁并。
建文地方官制的改革主要有：撤并州县；布政司改革；按察司改制；地方基层机构改革。
撤并州县，在朱允炆即位第二月就已实施：
（六月）立孝陵卫，革冗员，初省州县。
朱允炆即位头年，改地方布政使之制：
（九月）十七日，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员。[49]
裁撤地方左右布政使，重归单一首长制，这是朱允炆即位四个月就作出的举动。除增强地方官事权外，笔者推测亦含有节制藩王之意。建文元年，遂继续提升布政使品级：
三月二日，升布政司为正二品，堂上升一级。[50]
不过，仅仅过了一月，朝廷决定恢复左右布政使：
（四月），增各省中布政使，复左右布政使。[51]
《姜氏秘史》于布政使改革，没有记载。《明太宗实录》所载吏部疏，也根本失载。中布政使为凭空增加的官名，其余官名、品级不再变动。
朱棣起兵后，朝廷曾设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当然，这是因事而设，非正常之制度改革。
地方提刑按察使司改革，则与户部、刑部的改革同时进行：
（三月）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为浙江十二道肃政按察司。[52]
肃政按察司之名目，如前所述，源于元朝旧制。此番易名，当即纯就正名主义出发，意欲是地方司法机构祛除刑杀色彩，而易以礼治教化之道。
行都司、卫所。《明太宗实录》载：
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甲子，革建文中所设河北都司、湖广行都司。[53]
除却都司，卫所也多有更改：
复沈阳左、右二卫。初，建文中改沈阳左卫为衡山护卫，右卫为临安护卫。至是兵部奏复旧制，遂命凡天下军卫建文所改革者，悉复其旧。[54]
天下卫所所革者多，而《明太宗实录》独将沈阳左右卫之革表而出之。
此外，建文朝四年中，朱允炆不厌其烦地裁并州县，以及部分基层机构（递运所，驿所等）。据《姜氏秘史》、《建文朝野汇编》统计, 在建文帝在位的短短四年间, 撤销县39个、州9个, 另撤销巡检司73个、河泊所49个、递运所41个。与此同时, 一些州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主簿等官吏也被裁减, 仅府、州、县学的训导，即被裁减104个。
建文朝地方制度改革，蕴有朱允炆、方孝孺君臣增强地方事权、重建地方秩序，以儒学教化而平治天下之理想。建文地方制度改革之理念，在其它制度改革（如下文的铨选制度）中，亦可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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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氏秘史》，第706页。
[2] 《姜氏秘史》，第734页。
[3] 《国榷》，第797页。
[4]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1页。
[5] 《姜氏秘史》，第750页。
[6]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1页。
[7] 《姜氏秘史》，第754~755页。
[8]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第3846~3847页。
[9] 《宋史》卷一六三，第3857~3858页。
[10] 《旧唐书》卷四三，第1824页。
[11] 《旧唐书》卷四三，第1837页。
[12] 《姜氏秘史》，第757页。
[13] 《皇明祖训》，载《明朝开国文献》（三），收入《中国史学丛书》，第1586页。
[14]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 101页。
[15] 《姜氏秘史》，第719页。
[16] 《明太常寺卿黄公墓碑》，《昆山见存石刻录》（五编），乾隆五十年。
[17] 《姜氏秘史》，第724页。
[18]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2页。
[19] 《姜氏秘史》，第733页。
[20] 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体制的兴衰变异》，第168页。
[21] 《姜氏秘史》，第756页。
[22] 《姜氏秘史》，第756页。
[23]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1页。
[24] 《万历野获编》卷七，第196页。
[25] 《姜氏秘史》，第701页。
[26] 《姜氏秘史》，第23页。
[27] 《姜氏秘史》，第751页。
[28] 《逊志斋集》卷一七，《御史府记》，第566页。
[29] 《姜氏秘史》，第753页。
[30] 叶盛《水东日记》卷六，都察院堂篇，第65页。
[31] 《姜氏秘史》，第724页。
[32] 《姜氏秘史》，第704页。
[33] 《姜氏秘史》，第751页。
[34] 《黄给谏遗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1册影印清钞本，第2页。
[35] 《姜氏秘史》，第707页。
[36] 《姜氏秘史》，第719页。
[37] 《姜氏秘史》，第751页。
[38]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2页。
[39] 《姜氏秘史》，第755页。
[40] 《皇明典礼》，页第40a~40b。
[41] 《诸司职掌》，第1772页。
[42] 《诸司职掌》，第1753页。
[43] 《姜氏秘史》，第704页。
[44] 《姜氏秘史》，第738页。
[45] 《国榷》，第818页。
[46]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3页。
[47] 《宪章类编》卷一七，第685页。
[48]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3页。
[49] 《建文朝野汇编》，第27页。
[50] 《建文朝野汇编》，第40页。
[51] 《国榷》，第797页。
[52] 《姜氏秘史》，第721页。
[53]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午条，第161页。
[54]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戊戌条，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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