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了中国中心观的历史学家柯文曾在《历史三调》中说;历史与神话的不同在于：其一，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其二，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个别的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
《历史三调》中做为范本研究的义和团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做为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自然难逃被神话化的命运。柯文教授发现，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帝运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义和团都被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神圣化或者妖魔化，而且不同时期，义和团神话的形象完全不同。
那神话制造者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历史神话呢，为啥不还原历史本来的样子呢？科文教授在他的另一本书《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影响力》中进一步进行了探究。他研究了6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最近因电影满江红又受到广泛关注的宋代爱国将领岳飞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实就扮演了这样的作用，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激励军队坚决抵抗，岳武穆被做为典型形象而大力推广，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也确实起到了激励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
柯文教授可以说是一个深爱中国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是费正清的弟子，但却驳斥了自己老师的西方中心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可以说他是有着内化为本能的深刻的自我反思、批判精神，对自己所处学术共同体共奉的范式的反思、批判精神，哪怕自己尊敬的老师是这种范式的重要奠基者。
可以说这种自我反思、批判的精神，至为难得。缺乏这种精神，就会把他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变成自己优越的证明和资本。可惜的是中国的有些历史学者就是如此。对柯文等西方学者近乎自掘祖坟的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批判拍手称快，并以此作为自身文化优越的明证，作为对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大加挞伐、斥其自掘祖坟的学术资源。等于说只是选择性的拿对自己有精神鸦片作用的观点来自我陶醉，而完全抛弃了这些观点的生产者最宝贵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而且还要对有这种反思、批判精神的同胞大力攻击。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学术上买椟还珠。
看似是在学习西方的优秀学者，其实不过是当代的徐桐、刚毅，这倒是与民间的西方伪史论爱好者，郑和舰队最先发现美洲，完成环球航行的拥趸们遥相呼应，大有100多年前上有徐桐刚毅，下有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之相。
最后要推荐下这位可爱的89岁高龄的柯文教授的最新中文版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里面是他对自己60年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生涯的全面回顾，等于是把自己的学术之路又重走了一遍，所以就有了《走过两遍的路》这个书名。里面详细披露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迷上中国历史的，情真意切，而且也讲了自己写的每一本书的背景，可以看出其学术思想的变化脉络。而在变化之中，却又有不变的部分，那就是前文提到的深刻的自我反思、批判精神。这本书的翻译也很好，因为柯文教授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本书的中文版，他都会和译者深入交流，充分沟通。所以读起来非常的流畅，完全感觉不到是在读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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