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和窦宪的"燕山勒功"固然是震彻古今，成为中国古代军人的最高荣誉。但马援的"马革裹尸"和班超的"生入玉门关"的故事，也同样在华夏文明史上熠熠生辉，为后世所颂扬。
"马革裹尸"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又在平定边乱中功勋卓著，被光武帝刘秀封为伏波将军。三年后，马援得胜回朝，受到来自各方的祝贺和慰问，其中也不乏奉承和恭维。马援说，武帝时期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大汉开疆拓土，攻城掠地，才得封地数百户，而我的功劳小于路将军很多，却封地达三千户。我受之有愧啊！他还说，现在边患不断，"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之手中邪"？就是说大丈夫要死在沙场，用马的皮革把尸体包起来就可以了。
"马革裹尸"后来又演变成成语，鼓舞着代代中华儿女舍身为国，英勇杀敌。但是，到了晚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却唱出了"反调"。
《出塞》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为国沙场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纷纷入侵，妄图瓜分中国。在此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徐锡麟抛下豪门优渥的生活，勇敢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革命中。他说：我们唱着昂扬的军歌出征，以必胜的豪情奔赴疆场，心中只知道保家卫国，就算牺牲沙场，也不必用马皮裹着尸体回来了。为国而死，死而无憾，至于尸体归葬哪里，真的不重要了，即所谓"青山处处埋忠骨"。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是革命者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是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后来起义失败，徐锡麟在安庆被捕，从容就义，践行了他"何须马革裹尸还"的铮铮誓言。
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汉明帝永平5年，班超随哥哥班固进京。为补贴家用，他每天为官府抄写公文。当时正逢北匈奴犯边，班超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侍笔砚间"？遂投笔从戎，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匈奴。他作战勇敢，又智谋超群，很得窦固赏识。
后来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他联合西域各国，完成了东汉"断匈奴臂膀"的人物。班超纵横西域三十年，把西域各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对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民族融合，保卫"丝绸之路"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班超以一介书生，立下盖世功勋，终封定远侯。
后来班超老了，他思念故国，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请求回国。他在给朝廷上疏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一片痴情感动了皇帝。朝廷准许班超东返，而在回国当年，班超即辞世，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班超的"但愿生入玉门关"，真可谓感天动地，感动古今。
但是，中唐诗人戴叔伦又不同意了。
《塞上曲》
汉家旌旗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他说，我大唐的旌旗在阴山猎猎飘扬，敌人胆敢侵犯就让他们有来无还。报效国家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何必还要求活着返回家园呢？这份慷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绝和"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豁达。一句"何须生入玉门关"？让戴叔伦觉得，班超的决心似乎还不够彻底。
不但戴叔伦，被称为大唐最后一位边塞诗人的李益，他也对"生入玉门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塞下曲》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这是中唐一首著名的豪迈边塞诗，讴歌了将士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坚决消灭敌人的气概。为了国家安宁，宁愿像马援一样死在沙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看来，李益也不赞赏班超的"但愿生入玉门关"。
班超为国鞠躬尽瘁，老来希望叶落归根，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而戴叔伦和李益也绝不是谴责班超境界不高，只是当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利益一定要服从大利益，毕竟有国才有家，才有你，才有我。当国家需要个人舍弃自己的时候，班超是绝不会吝惜的。
三首边塞诗，虽不是出自盛唐，气势却丝毫不输盛唐边塞诗。后人喜欢它们，是因为诗中所洋溢的爱国情怀，而班超、马援则是我们永远高山仰止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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