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并非全都是罪行累累的战犯，很多人都曾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大义面前做出过正确选择，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功绩。比如，一级上将冯玉祥和张学良，二级上将杨虎城、傅作义和张治中等人，都是他们中间的典型代表。
本着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原则，文史不假通过原创文字为您讲述历史，竭力还原张治中将军的爱国人生。为了抵制原文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张治中虽然高居国民政府的陆军二级上将，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其中，长期都属于异类。而且，由于他在1949年北平和谈后弃暗投明，遭到了国民党的长期诋毁和抹黑，但本人在回忆录中却从来没有对蒋某有过半句怨言，足见其高贵的人品。
问题来了，张治中为何被毛主席赞誉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和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又为何被周总理评价为既简单又复杂，但肯定是爱国主义者？而且，在1949年北平和谈失败后，他又为何受到了我党的高度礼遇和真诚挽留？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更名为治中，改字文白，安徽省巢湖人。他是坚定的爱国者，长期为国共合作和国家独立而积极努力，解放前夕毅然弃暗投明选择了和平道路，之后致力于国家建设和两岸统一。
1890年，也就是清光绪十六年，张治中出生于安徽的一户农民家庭，勉强读过几年私塾后因贫辍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开始四处打工谋生，先后做过学徒、账房和苦力，最终成为了清政府的巡警。
1911年10月10日，虽然孙中山和黄兴等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国内，但蒋翊武和孙武等人还是发动了武昌起义并且取得成功。之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脱离清廷，辛亥革命由此蔓延开来。
随着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好不容易才成为警察的张治中失业了，生活立即没有了着落。就这样，他在扬州报名参加革命军，从此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战火之中。
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标志，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国家进入到了北洋统治时期。面对一系列的倒行逆施，革命派相继组织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但民主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却依然不容乐观。
为了在乱世中从戎报国，张治中毅然考取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赶赴广东参加由孙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逐渐成为了坚定的三民主义者。不过，由于缺乏忠于革命的武装力量，这种依靠军阀进行的战争注定只能失败。
1924年1月底，孙先生在广州组织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从此开始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两党的联合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开始了，张治中在民主革命的路上终于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希望。
同年6月份，得益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在广州东郊的长洲岛宣告成立。经孙先生推荐，蒋某担任校长，廖仲恺担任党代表，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李济深担任教练部主任，何应钦担任总教官。而张治中，则担任了军官团的团长，积极培养青年学生投身革命。
在黄埔军校期间，张治中和周恩来、恽代英等我党人士密切往来，双方对于国家前途的观点简直是如出一辙，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据《张治中回忆录》这样记载:
黄埔军校成立，我便进了黄埔，还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26年5月，以我党成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开赴湖南作战，从此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这些北洋势力。之后，北伐军连战连捷，终于将革命力量由广东扩展到了华中和华东等地。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分校的教育长并且留驻湖北，而周恩来则服从组织安排调往上海工作。就这样，这对私交密切的好朋友逐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蒋某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治中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只不过，由于他对我党的亲近和好感，始终都没有被委以重任，远不像何应钦、陈诚和胡宗南等人那样混得风生水起。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加剧，国民政府却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截止1932年2月，随着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整个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沦丧，数千万同胞都成为了亡国奴。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蒋某又亲自兼任了西北剿总司令，任命张学良出任副总司令全权履职。不过，身背国仇家恨的他实在不愿意带着东北军打内战，故而出工不出力，使得南京方面悖然大怒。
1936年12月初，蒋某亲率陈诚和蒋鼎文等人抵达西安督战，竟然遭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在我党的积极斡旋下，这次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步形成，这令张治中非常的欣喜。
1937年8月13日，以中国军队主动向日本驻上海的虹口基地发起进攻为标志，淞沪会战正式打响。其实，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早在7月份就有此计划，只不过英美等国担心自身利益受损而假意调停，最终才贻误了战机。
淞沪会战打响后，张治中命令第87师和第88师迅速推进，准备不惜代价突破日军的防线。不过，面对坚固的防御工事，战场形势却陷入了焦灼，等到日军援兵在吴淞口等地登陆后，国军只得全线撤退。
淞沪会战以后，张治中被国民政府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从此再没有指挥过大规模的军事作战。期间，他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切实贯彻国共合作的方针，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又有了频繁的接触与合作。
由于国民政府继续片面抗战，正面战场的溃败之势非常明显，华东大片领土沦丧。不过，由于国力所限，日军也无力更进一步扩大战果，战争在1938年10月后进入到相持阶段。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湖南成为了抗战的前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面对日军的攻势，已经被打怕的蒋某竟然决定采取焦土政策守卫长沙，仅仅是为了迟滞对方的机械部队而已。
1938年11月，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正在积极备战，却突然接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发来的电报。由于干系重大，电文的密级很高，主要内容如下:
奉委座谕，对长沙用焦土政策。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张治中虽然接到了密令，但却显得非常犹豫，担心焦土之下湖南百姓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过，就在他顾虑重重之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却再次下令催促，这才不得不开始组织百姓撤离。
1938年11月13日，长沙的漫天大火夺去了近三万人的生命，城内的房屋和设施都焚烧殆尽，史称文夕大火。据国民政府事后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记载，这次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十多亿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作为密令的具体执行者，张治中尽管心中委屈但却无法公开解释，只能忍辱负重背下了所有的黑锅。面对举国的一致声讨和痛骂，国民政府索性撤去他湖南省主席的职务，赋闲一阵后才调任军事委员会出任政治部主任。
面对日本的又打又拉策略，汪精卫终于没羞没臊地叛国投敌，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蒋某虽不像汪某那样无耻，可也受到了极大影响，由原先的积极抗战变成了积极反共，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发生。
大敌当前却兄弟相残，张治中显得痛心疾首。在这种反共声浪中，他多次仗义执言规劝顽固派切勿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势头继续蔓延。
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都渴望和平民主，蒋某也惺惺作态公开邀请我方代表团亲赴重庆共商国事。如果不去，我们就会背上破坏和平的黑锅；如果去，谁能保证领袖的人生自由和生命安全？
为了揭露蒋某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为了表明自己渴望和平的态度，毛主席决定以身犯险，亲赴重庆进行谈判。这种胆量和魄力，可谓是空前绝后！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主动请缨陪同美国特使赫尔利一同乘坐专机抵达延安，迎接我方代表团前往重庆。期间，他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领袖风采，也见识到了什么是民心所向，这在国统区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以毛主席和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顺利抵达了重庆，以最大的诚意现身九龙坡机场。在欢迎的人群中，著名诗人柳亚子用一句弥天大勇赴重庆来颂扬这次谈判，张治中也激动地表示:
毛先生到重庆，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也象征着国共两党开启了一段新的关系。
起初，代表团准备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红岩村，但那里地处偏僻出入不便，而且还遭到了军警宪特的长期监视。于是，张治中主动腾出了自己居住的上清寺桂园，这里交通便利，而且设施齐全。
到了10月10日，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即双十协定，为和平建国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谈判结束后，主席先行返回延安，张治中诚恳地提出亲自护送:
毛先生既然是我亲自从延安接来的，当然有义务有责任亲自送他回延安。
抵达延安后，我方在杨家岭的简陋场地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朱德总司令亲致欢迎词。在用餐时，毛主席还风趣热情地对张治中表示:
重庆谈判期间承你的热情接待，感激不尽。不过，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我却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的很啊！
毛主席对张治中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非常满意，亲自前往机场欢送对方返回重庆，发自肺腑地表示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不过，国民党内却对于他的表现颇有微词，甚至诋毁为过于亲共。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刚刚到任便立即释放了许多的政治犯。很明显，他在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双十协定，希望为两党和平建国创造良好的氛围。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946年6月26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后，终于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晋南、冀东、察南、鲁西南、苏皖边和辽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在内战期间，张治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和平呼吁，始终坚持兄弟不阋于墙的理念，拒绝在辖区内与我军作战。关于这点，也得到了我方的充分肯定，据邓颖超在《〈张治中回忆录〉序 》中记载: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特别是三大战役结束后，蒋某的嫡系部队已经损耗殆尽。面对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连续逼宫，他只得宣布下野，退居到溪口的老家等待时局变化。
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表现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态势，可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他一方面同意恢复和谈，一方面筹划划江而治，任命张治中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
张治中深知李宗仁有名无实，于是在出发前特意赶到溪口去拜会蒋某，还得到了对方的口头支持:
文白，你回去告诉德邻，他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一定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愿意终老家乡，不再问事。
1949年4月1日，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章士钊和李蒸一行人员抵达北平。原本以为，周恩来会亲自来机场迎接他们，甚至还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可一下飞机却只看到冷冷清清的机场和几名工作人员。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张治中才见到了周恩来，立即就遭到了严肃质问为什么来北平前去溪口？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的吗？他只好解释是为了减小谈判的阻力，也承认国民党执政的20多年愧对中山先生，愧对全国人民，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
4月13日晚，北平和谈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我方代表周恩来就草案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之后，张治中对其中不能接受的部分进行了陈述，最后这样感慨道:
我们以至诚之心希望中共领导国家、建设国家，以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在讨论草案的具体细则时，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了40多条修改意见，而我方只接受了其中的20多条。最终，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战犯和渡江这两个问题上，谁都不肯退让。
形成僵局后，伟人亲自出面接见张治中，在双清别墅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非正式会谈。期间，他一再表示如果严惩主要战犯的话，那李宗仁和蒋某都不会同意和平协定，战火依然不可避免。
主席最终表示，在看到和平的诚意和行动后，这些主要战犯也可以进行宽大处理，但必须要明确责任。之后，周恩来代表我党郑重声明，南京政府必须在4月20日前同意条款，否则人民军队将会打过长江。
4月16日，代表团成员屈武携带着《国内和平协定》返回南京请求李宗仁签字，和平依然存在着可能。至此，张治中和周恩来都很欣慰，认为这次谈判换来了两党的和解与国家的和平。
谁知，李宗仁尚未正式表态，蒋某却怒不可恕地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几天后，张治中也接到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和反对渡江的通知，战争已经无可避免。紧接着，我方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仅仅一天就被攻破，操控不了行政院的李宗仁顶着代总统的虚衔逃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广西。作为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显得异常尴尬，最终决定离开南下。
得知张治中一行人员即将离开，周恩来亲自前往六国饭店进行挽留:
文白，你无论回广州、上海，特务们都不会放过你，还是留在北平吧。
张治中重重地叹了口气，表示自己作为代表团团长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去复命，而且也没有脸面留在这里。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神色哀伤地表示:
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了一位姓张的朋友，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明白，那位姓张的朋友就是张学良，他在兵谏后亲自送蒋某返回南京，随即遭到了长期的软禁，至今依然没有获得自由。最终，在与章士钊和邵力子等人商量后，和谈代表团成员一同留了下来，还在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亲人团聚。
1949年6月15日，面对战场的大溃败，国民党当局却通过中央社展开了舆论战，污蔑我党在和谈期间无故扣压政府代表。对此，忍无可忍的张治中终于打破了之前的沉默，于6月26日发表了一份《对时局的声明》，其中提到:
我现在北平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欣喜安慰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以我所见所闻，觉得处处都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1949年7月，随着建国的脚步日益临近，筹备委员会开始征集新中国的国旗等标识，很快就收到了3000多幅作品。当时，绝大部分代表都看好复字第3号，这是一幅在红色底案上由一颗五角星和一条金色横杠组成的图案。对此，张治中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吗？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了，像是孙猴子的金箍棒。
最终，由曾联松设计的复字32号成功胜出，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旗。其中，红色象征着革命，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着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准备由兰州和青海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借助自己在当地的威望积极促成新疆和平起义，还形象地表示: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就当作是大年三十，以后要从大年初一过起！
张治中分别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去电，希望他们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的联系，尽快宣布起义以结束国家的战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幡然悔悟并且率领当地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彻底破坏了蒋某长期固守大西北的计划。
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凭借自己对当地的了解，提出了大量的书面建议并且得到了组织的高度重视。建国以后，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军政委员会，任命彭德怀担任主席，任命张治中担任副主席。
蒋某败退台湾后，依然还在大力鼓吹所谓的反攻大陆，有意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为了和平统一，张治中以个人的名义给对岸写信，力劝当局可以放弃极端立场，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
朝鲜战争结束后，面对可能的和平契机，张治中委托时任香港 《文汇报》总编的张樨琴秘密赴台接洽，以尝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期间，他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规劝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都能摒弃前嫌，极力促成两岸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长期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1957年3月，他在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呼吁对岸同胞回归祖国，还在《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这样写到:
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着你们！
到了60年代，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张治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为此，周总理多次做出批示:
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曾经三到延安，多次接送毛主席。
得益于周总理的保护，张治中虽然没有再遭什么大罪，可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闻讯后，重病的主席还派人送来了最好的人参，希望他能够战胜病魔后继续报效国家。
不过，张治中最终没能康复，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终前，他在病榻上留下了自己的遗言: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我别无他念，谨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张治中过世以后，相关部门准备直接火化后安葬，可周总理却不顾大运动的漩涡要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不仅他本人亲自参加深深鞠躬告别，而且伟人还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党内外的好友们也纷纷到场致哀。
为了纪念张治中将军的爱国情怀，安徽省政府于1988年将他在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村的故居设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1995年，这里又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一代一代的青年人宣讲着他的爱国事迹，缅怀着这位和平将军。@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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