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听《草帽歌》，想着在风中追逐草帽的少年，哪怕误读，也是美好。
母亲节那天，陡然想起一句熟悉的歌词：Mama，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妈妈，你可曾记得给我的那顶旧草帽），忍不住哼唱起来，又将乔山中的原曲转发到朋友圈，有年长的朋友立马留言说不闻此曲久矣，还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起《人证》的故事情节来。
这让我有些脸红，电影《人证》在国内热映之际，我还是无知蒙童，诚所谓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就连主题歌都是听刘欢翻唱的版本。经不住朋友撺掇，找来电影一看，居然是一部推理片，搁在当下也是很潮的主题，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或者说胶片时代的特色），诸如冗长的镜头，灯光和音效上的缺陷之类，这部影片的内容着实引人入胜。
故事主线很简单：1950年代初，少女恭子和一位驻日美军士兵生下了孩子，多年后，恭子成为知名服装设计师，在她的作品发布会上，这个叫焦尼的孩子回来找她，为隐瞒旧事，恭子不惜杀死焦尼，影片的最后，恭子也追随孩子而去。
在影片中，草帽既是破案的重要物证，也是母子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片头部分节奏欢快的《草帽歌》旋律，以及片尾处焦尼饰演者乔山中凄绝的歌声，恰好呼应了故事转折，无怪乎当年的观众对这首歌印象极深。
好的文艺作品，既是时间与空间的沉淀，亦要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为推理而推理的悬疑片不同，《人证》背后埋藏了一段日本二战后难以言说的历史问题，或许在今天看惯推理小说与影视剧的观众眼里，《人证》的剧情发展并不复杂，但故事线索与历史背景巧妙结合，使得起伏跌宕的剧情有了合理的落脚点。
细细想来，《人证》这样的商业片，进入中国之后被解读成文艺片（同样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电影《追捕》），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文艺学上称之为误读，盖观众凭借已有的知识背景，将影片作了溢出其本来面目的解读，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部四十多年前拍摄的影片，于我这样迟来的观众而言，也是容易产生误读的渊薮，初次听到《草帽歌》时，我无端以为影片背景是宫崎骏风格的田园风光，所以对歌词中提及的草帽山谷的风云云，全视为乡间生活之一途，及至看过片子，才知道这样的想象未免太过美好，片中的草帽多半是托奎拉草编织的巴拿马软帽，可不是普通乡民使用得上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草帽的盛期，当时国内化纤工业尚不发达，稻草编成的帽子是夏天防晒的恩物，比不得化纤帽轻盈透气，但胜在价格便宜、经久耐用，与白色的确良（涤纶）衬衣，一起走进了夏天的经典记忆。
稻草帽有什么好呢？我至今记得草鞭接缝处扎人的毛刺，或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一阵风吹来，将草帽吹走老远，还得一路奔走着去抓帽子，若是旁边的路人起一起哄，那窘态就别提有多难堪了。
好在回忆有一个绝佳的功能，便是滤去痛苦的一面，只留下甜甜的清爽的一部分，又到初夏，重新听一听《草帽歌》，想着在风中追逐草帽的少年，原来无意的误读，也是美好的源泉。（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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